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视角日益多元，学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古今中西”之争的百年理论困境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撰写的首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其内在理路是用“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等西学流派来衡量中国传统学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其中，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是杰出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与研究经历了“文化热”“国学热”“中国哲学合法性之争”以及“以西释中”和“以中评西”、“哲学史转向哲学”等诸多学术大事。从这些事件看，近代以来困扰中国思想界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困局在当代中国哲学（史）领域依然潜在地发挥着影响。
“中国哲学合法性之争”以及“以西释中”和“以中评西”表面上是看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歧，实则可视为中西两种文明形态的学术论战；“哲学史转向哲学”的兴起则展示了经过改革开放的学术累积，意图建构融贯中西的哲学体系的趋向。
哲学是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运动中形成了自身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由此也造就了中国哲学（史）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内在特性一方面构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中国人的处事智慧；另一方面，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就有人提倡所谓“纯粹的中国哲学”，反对各式各样的“汉化胡说”。这种保守主义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融合发展。
从学术建制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同属于哲学。二者在治学方式上都强调经典原著的深耕和疏通，在治学理念上都注重融合贯通。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下，两门学科之间的壁垒似乎越来越森严，学术交流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二者的融合贯通，从而削弱“第二个结合”的深化发展。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与研究深化理应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跳出“古今中西”历史循环，在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获得现实影响力和生命力，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充盈贡献智慧与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对现代知识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批判，应当成为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换言之，中国哲学（史）要建立一套有学理深度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张毅攀）
原标题：《学林随笔｜破除“古今中西”百年理论困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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