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奎凤
摘要：在晚清近代，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中华民族焕发出强大斗志，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的精神格外突显。受时代影响，张岱年早年关于中华文化的讨论也是特别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精神的重要性，罕言“厚德载物”的包容、和平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张岱年提出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到了1990年代，张先生特别突显“厚德载物”精神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各伟大民族皆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厚德载物”的包容、和平精神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自强不息”彰显了民族主体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张先生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辩证统一的，立足于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如果继续借用《周易·大象传》话语，可以吸收《周易》下经咸恒两卦的大象辞，将其表述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虚受人”“立不易方”。
关键词：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爱国主义 主体性 和平性
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大概始于1900年，在1930-1939年期间特别是1934年前后相关讨论非常密集，不少人把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结合起来。19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又活跃起来，如刘纲纪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包括“理性”“自由”“求实”“应变”四大精神（1），谢幼田从“直觉是中国思维的出发点”“和谐与整体性”“中庸的方法与原则”三个方面论及中华民族之精神（2），等等。
在这些讨论中，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影响最大，张先生认为《周易》乾坤两卦《大象》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之基本精神。对于张先生的民族精神观，迟成勇等人曾做过解读与阐释（3）。本文与迟成勇以及相关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考察张先生这一论断的提出过程，分析其观点的前后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就民族精神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考。
乾坤为《周易》之门户，64卦可谓皆由乾坤两卦交合变易而来。《乾·大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大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虽很重要，但在古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似并未引起特别关注。这两句话特别是“自强不息”的“崛起”是在近现代。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一批批有志之士前赴后继，试图通过变法图强来振兴中华。“自强不息”成为这一时期振奋国民精神的响亮口号，在晚清民国很多报刊的醒目位置，经常有此四字题词，各界演讲和学人专文也常以“自强不息”为主题主旨，不少高校甚至中小学也以“自强不息”为校训、学训。
由于积贫积弱、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在近代文化中，我们突出强调了“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相对地，“厚德载物”提得较少。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发表论君子的演讲时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能概括君子修为的基本精神。1920年，《清华周刊》第205页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题词，1931年清华《消夏周刊》第7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题词。
清华校训源自梁启超论君子的演讲，除此之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近代社会文化中很少并提。这也可以理解，在近代中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首要的是“自强不息”，通过变革、斗争来实现独立自主，摆脱“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显然，“厚德载物”之平和包容精神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是不合时宜的。
自1933年大学毕业始，张岱年先生曾长期在清华任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张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时代影响下，张先生早年也是只强调“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性。张先生在1932年《辩证法与生活》、1933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两文中只是偶尔提到“自强不息”，并未作特别强调。1934年，张先生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开始强调说“《易传》也是发挥宏毅哲学的”，“自强不息”“刚健中正”“表出了中国固有精神之精髓”（4），认为“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全集》第一卷，第199页）。
1935年，在《西化与创造》一文中，张先生认为“刚健的态度，主自强不息，生生日新，宰制自然”“我们所要发扬的原有的卓越的文化精神，乃是原始的刚健精神”（《全集》第一卷，第250-251页），这里将刚健自强视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之脊梁。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人生论”部分论及《大象传》道德修养时，张先生指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实是《象传》中的人生思想之中心观念”（《全集》第二卷，第347页）。
1944年，在《天人五论》“品德论”中释“勇”时，张先生指出“勇亦曰刚，亦曰毅，亦曰强”“自强不息，可谓大勇。力强足以胜艰难，志坚足以抗险阻，然后为勇”（《全集》第三卷，第214页）。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张先生感于民族时代，特别强调宏大、刚毅、自强、勇健之精神，这是一种人格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
1980年以后，张先生继续强调“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自强不息不仅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1982年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张先生以“刚健有为”为中华文化四大基本精神之首，指出“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全集》第五卷，第420页）。
1984年，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中，张先生指出“在《易传》所宣扬的‘刚健’‘自强不息’的思想的熏陶影响之下，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表现了三个方面的优良品格和作风：第一，诚挚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第三，刚强不屈与不良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全集》第五卷，第668页），这里张先生视爱国主义为“自强不息”的首要精神。
1985年2月，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全集》第六卷，第42页）;同年7月，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有一个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传统，同孔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全集》第六卷，第86页）。至此，张先生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时主要还是强调自强不息，尚未并提“厚德载物”。
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提出
张先生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一定意义上是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的，与其文化上主张“综合创新”说是同时期提出的，这些都是在1984年之后的思想。张先生晚年回忆说“1983年以来，国内出现了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这是80年代学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全集》第八卷，第102页），“1984年以来，国内文化热兴起，我明确提出‘综合创新’的观点，并且着重揭举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可称为‘中华精神’，其主要内容可以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表述。这些见解近几年来已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且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全集》第八卷，第308页）。
张先生首次明确自觉地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大概是在1985年8月24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演讲中，他认为“应该肯定，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必然有其优秀传统作为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现在我们要达到对于民族精神的自我认识”;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思想基础”（《全集》第六卷，第90页）。但是张先生对此没有进一步详谈，到了1986年，才对此作了更多展开。
天体、日月、星辰，昼夜运行，今天太阳从东方出来，明天太阳也一定从东方出来，太阳不会懒惰，永恒运动，许多行星也是这样，人就应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勉力向上，决不停止。我认为自强不息观点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厚德载物”，大地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什么东西在地上都可生长，人应胸怀广大，无所不容。
这些思想观点，在民族关系上，表现特别明显。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坚强不屈的，不向任何外来势力屈服，坚决保卫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反对扩张主义，我不向你扩张，你也不要向我扩张，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坚决保卫民族独立，就是爱国主义的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全集》第六卷，第146-147页）
“自强不息”就是要像日月星辰那样周流不息、永远前进，“厚德载物”是像大地那样包容万物、胸怀广大。这是论君子人格修养，拓展到民族精神上，就是一方面独立自主、坚强不屈，另一方面睦邻友好、爱好和平。这里，张先生也把“自强不息”与爱国主义、保卫民族独立联系起来。
1986年4月28日，张先生在中央党校作学术报告《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其中第三节谈《国民性与民族精神》，他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延续发展，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这个也可以叫做民族精神。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36页），而《易传·大象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这两句话在个人生活上也有表现，但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自强不息，就是坚持民族独立，决不向外力屈服，对外来的侵略一定要抵抗，保持民族的主权和独立。自强不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拼搏精神’。同时还要厚德载物，胸怀广大，不去侵犯别人，保持国际和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全集》第六卷，第137页）。简单来说，这种精神就是既不受人欺，也不欺负别人，是一种独立、自强、和平的精神。这与在北师大的讲话基本是一致的。
1986年8月2日，张先生在青岛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再次谈及“国民性和民族精神”问题，他说“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在西方，古希腊文化表现了希腊精神，法国人民强调法兰西精神，德国人民宣扬日耳曼精神，东方的日本也鼓吹大和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的主导思想意识可以称为‘中华精神’，‘中华精神’即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而“‘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
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表现一种生命力，不向恶劣环境屈服。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恶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抗争、直到胜利。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讲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代儒家强调培养这种伟大人格。这种精神，应该肯定。
《易传》中还有一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够包容万物，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有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绝对不相容。佛教产生于印度，却不为婆罗门教所容，结果佛教在印度被消灭了。在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彼此是可以相容的，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全集》第六卷，第168页）
这与同年四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观点上基本一致，在一些细节表述上更为丰富了，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思考，比如说这里强调了“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是“只有中国才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儒者的人格精神，也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1986年9月24日，张先生在董仲舒思想研讨会上发表《关于文化问题》的讲话，他说民族精神“是我提出来的”，“妨碍民族发展的那不叫民族精神，能够促进民族发展的才叫做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90-191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是积极奋斗、不畏强权的精神，厚德载物是包容宽容、“和而不同”的精神。1986年9月11日，在《〈中华的智慧〉前言》中，张先生指出《易传》虽作于战国，但仍是孔子学说的发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是人生原则，也是民族精神，体现了儒家的智慧。
从1986年开始，张先生在自觉地思考并凝练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在4月、8月、9月报告的基础上，1986年底，张先生就此问题发表专文《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全集》第六卷，第223页）。
而《易传》古来主流认为是孔子作的，有着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乾坤两卦又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纲领和门户，其《大象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天地精神又能鼓舞人心、激扬奋发，在张先生看来，以其作为民族精神是最合适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体的，张先生强调“中华民族必有作为民族文化的指导原则的中华精神。古往今来，这个精神得到发扬，文化就进步；这个精神得不到发扬，文化就落后。正确认识这个民族精神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全集》第六卷，第225页）。
1988年2月20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规律》一文中，他再次论及民族精神：“广义的民族精神指一个民族所有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思想意识，狭义的民族精神专指能起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的精粹思想”（《全集》第六卷，第356页），而《易大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体现了这种精粹思想。张先生又说：
传说《周易大传》是孔子撰写的，因而在二千年的学术传统之中，《周易大传》具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的影响。据近年史学家的考证。《周易大传》应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著作。《周易大传》的这两句话，表达了当时的进步思想。事实上，“自强不息”是战国时代华夏人民奋斗精神的反映，“厚德载物”是当时华夏人民宽容精神的反映。这种精神在秦汉以后流传下来。
中国人民对内反抗暴政，对外反抗侵略，表现了坚强的奋斗精神。同时对于不同的宗教采取兼容的态度，向来没有发动对外侵略，表现了宽容精神。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消有长、有进有退。当民族精神发扬充盛之时，民族文化就发展前进；当民族精神衰微不振之时，文化也就处在停滞状态之中。这也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全集》第六卷，第356-357页）
《易传》传统上被看作是孔子所作，因而影响很大，张先生接受现代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易传》作于战国时代，即便如此，它仍是对孔子学说的发展，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张先生这里也强调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一体性。
1988年12月在《文化体系及其改造》一文中，张先生也说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法国有法兰西精神、美国有美利坚精神、德国有日耳曼精神，等等，“我们也应肯定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一定要发现这种精神、认识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然后发扬提高这个精神。我认为这个精神就是《易传》上所讲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方面是发挥主动性，积极向上、奋发努力、永远前进、坚强不屈；另一方面是厚德载物。中国自古以来不想向外侵略，修建长城就是个例证。长城是一种防御的设备，不想向外扩张，表现了爱好和平的态度”（《全集》第六卷，第451页）。
总体上看，张先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仍特别突显“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爱国精神的重要性，强调要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不屈服任何外来势力；同时，他也提出“厚德载物”之包容、和平精神的重要性，并视之为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所在。
三、突出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和平性
进入90年代，张先生更加重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民族精神的哲学意义和时代意义，在阐释的重点上也发生一些变化，他更加突出“厚德载物”之和平性特征是中华民族的特殊精神和宝贵品格，同时，在对“自强不息”的诠释上也有些新的富有思想性的提法。
1990年7月30日，张先生在《〈周易〉与传统文化》一文中继续强调《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塑造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认为这两句话“集中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两条是以孔子的名义发生影响的，在长期历史中，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服膺尊崇，激励着广大民众奋发前进、在困难面前决不屈服，同时保持着广阔的胸怀”（《全集》第七卷，第69页）。
1992年1月27日，张先生在《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一文第三节“何谓民族精神”中认为，传统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而“严格意义的民族精神专指能促进民族发展的积极传统”，“积极传统即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消极传统即落后的拖延社会发展的种种思想意识”（《全集》第七卷，第220页）。张先生强调“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必有其所以能够自立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文化中的积极传统，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成为民族精神。一是具有广远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学术中的精粹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具有激励人心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民族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21页）。
在《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第四节专门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张先生说“近几年来，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一项见解，认为《周易大传》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这只是用最简括的词句来表示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两句话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丰富的理论含义，这需要加以解释。自强不息的哲学基础是重视人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厚德载物的哲学基础是重视整体的以和为贵的理论”（《全集》第七卷，第221页）。从“以人为本”（主体性）来讲自强，这是张先生之前没有讲过的。
接着张先生又展开了更具体的论述，他认为“自强就是在德行、知识、能力各方面不断提高，从而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自强观念包含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包含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全集》第七卷，第221页），“儒家强调道义之强，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坚持原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就是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努力上进，决不休止。自强不息的精神亦称为刚健”，“在中国历史上，刚健自强的思想起了激励人心的伟大作用。特别是在国家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志士仁人、爱国群众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更显出刚健自强思想的光辉”（《全集》第七卷，第222页）。
自强不息是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之下，厚德载物是一种“博大宽容的精神”，含有“宽柔以教”的意谓，“厚德载物，即待人接物，要具有宽容、宽柔的态度。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性；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也要承认别人的人格尊严。在国际关系上，厚德载物的原则表现为和平共处，反对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向来不主张向外进攻，古代建筑的长城，本是一种防御的工程，这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和平的表现”（《全集》第七卷，第222页）。
个人、民族都有努力保持其主体性的独立和尊严，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还要将心比心，尊重别人的主体性，不能因张扬自己的主体性限制、妨碍乃至打压别人主体性的伸张。张先生此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提倡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之说有些类似。贺来认为，“主体性”是哲学中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主体性”观念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进程中产生了十分特殊的作用，对于推动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居功至伟（5）。
在《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一文，张先生还指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具有的，并非中国文化的特点。‘厚德载物’的宽容而爱好和平的精神，却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特点”（《全集》第七卷，第223页）。这可以看作是对1986年8月青岛讲话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兼容并包精神、没有发生宗教战争观点的一种发展。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厚德载物”、爱好和平的精神非常重要。就此而言，张先生的这一看法是有前瞻性的。当然，这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也是分不开的。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独立，经济迅猛发展，这与百年前任人宰割的国运已不可同日而语。
1992年4月12日，在《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中，张先生又说“‘自强不息’，亦称为‘刚健’即奋发向上，坚强不屈，永远前进，决不停止。‘厚德载物’，是宽厚待人，团结群众。‘自强不息’表现了奋斗精神，‘厚德载物’表现了宽容精神。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46页）。1992年5月3日，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德力、刚柔的论争》一文中“自强不息即是刚健精神，厚德载物即是宽柔精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表现了刚柔的统一”（《全集》第七卷，第253页）。
1993年2月9日，张先生在《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一文中说“自强不息涵蕴着主体性的自觉。厚德载物显示着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329页）。就一个民族而言，自强不息，强调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厚德载物”，“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的包容精神使得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主张可以和平相处。
1993年7月7日，张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中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为中华文化的四项基本观念。显然，后两项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张先生说“在古代哲学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可以牺牲个人生命的思想”“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的最基本的要求”（《全集》第七卷，第382-383页）。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主张就体现了这一点。
张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宣扬‘刚健自强’，道家则崇尚‘以柔克刚’，这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两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大于道家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有主导的地位。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全集》第七卷，第383页）。
1994年12月4日，张先生在《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两大基本精神，“一是刚健自强的进取精神，二是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页）。张先生在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文化安于现状、缺乏西方那种积极进取精神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哲学中，道家固然主张回到自然、反对进取；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是主张积极有为的”，《易传》刚健自强的主张“即是能克服一切艰险，这正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页）。张先生又说“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与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相互近似的。但是中国文化宣扬一种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则与西方迥然不同了”（《全集》第七卷，第554页）。这里，张先生也强调了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
1996年2月，张先生在其《全集·自序》中述及生平学术时，最后说“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屹立于东方，必有其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述，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即是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的精神；所谓‘厚德载物’即是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全集》第一卷，第4页）。
张先生生于1909年，2004年辞世，1985年他提出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时，已77岁高龄，那么，此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对此反复宣讲、阐释，在思想文化各界乃至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阐释看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他的一些讲法也在变化，反映了他对此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同时，从晚年张先生的学术自述来看，他对此非常重视，自觉地将其视为其学术的最后一个重要发明，是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思想贡献，也是其一生学术情怀的凝结，充分体现了张先生强烈的学术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余论
张先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并被普遍认可（6）。张先生讲自强不息，强调其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扬，这对我们今天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有影响的。当然，爱国主义更多是乾卦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强调的是民族独立、民族自强，是对民族精神主体性的彰显。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际上也是乾卦精神的体现。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全面来说，讲民族精神，也应包括坤卦的包容精神、和平精神。我们今天讲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结合乾坤两卦的精神来说，连续性是讲生生不息，它与生生日新的创新性，可以归为乾卦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和平性、包容性可以归为坤卦厚德载物的精神，统一性居中可以说是太极大中之道。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辩证统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恒定的价值观，有永恒性，贯穿过去、现在、未来，民族精神在每一个时代又有着具体的表现，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当下绽放。“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很好概况，就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如果继续结合《周易·大象传》来讲，实际上可以加上咸卦“以虚受人”，以及恒卦“立不易方”。
乾坤为《周易》上经的头两卦，咸恒为《周易》下经的头两卦，“以虚受人”与“厚德载物”的精神类似，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强调虚怀若谷，主动学习汲取别人的长处，与外界发生真切、笃实、畅通、向上的内外感应与信息能量交换；“立不易方”与“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呼应，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强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性。在新时代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周易·大象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虚受人”“立不易方”，以此作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新表述，可以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呼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精神力量。
注释：
（1）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谢幼田：《中国民族精神探析》，《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
（4）《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页。
（5）参见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