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那里的风俗传统，有作为闯关东的后代沿袭下来的中原文化，也混杂着满、蒙、朝等民族的独特传统，还有所有地方都在面临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洗礼。
我其实并不太知道家乡过年的那些习惯，哪些是专属于家乡的年俗，哪些遍布于更广阔的国土。比如从小年、除夕、大年初一直到二月二要吃的无数顿饺子，大概是北方地区所共有的吧?春联福字无论南北方都要贴，但在横批之下再贴上几个剪纸模样的“挂钱”，又是否有哪里也和我的家乡一样?
但唯其不知道，才正说明那于我，是真实的习俗与传统。为了辨明种种年俗的归属，我反而需要跳出来，像个外人一样，去查书，去问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好明确在更大的视野里，家乡所在的位置。
据说“杀年猪”是具东北特色的年俗，又据说这一年俗和满族传统有关。临近春节，杀一口猪，把它变成酸菜白肉里的白肉，排骨粉条里的排骨，酸菜“油滋啦”饺子馅儿里的油滋啦。丰盛的“杀猪菜”吃不完，再放到屋外冻上，或者做成血肠，猪皮冻，一个正月的伙食都有了。但在城市里长大的我，并不曾亲眼见过，也不爱这些吃食，只是通过长辈和店家对“杀猪菜”的怀念去感受它。
杀猪菜
据说，过年时用杆子高高挂起一盏红灯笼，也是东北的独特风景，且可能与闯关东的历史有些关系。在网上查上一查，似乎说挂灯笼应挂双数的居多，但我从小见的灯笼，确乎都是独一盏，在院子里高挂起来的，正月里从街巷胡同里走过，家家户户都有高高的一团红，在黑龙江严寒的冬夜里，是一种特别的暖意。我小时候，家里曾有一个铁焊的灯笼架，每到腊月二十七八，妈妈就带着我们用彩纸把它糊起来，那盏灯笼，没留下一张照片，想来是糊得粗糙，但在我的记忆里它美极了，看过灯市上再多的宫灯，也不及那一盏。
很快，县城里遍地的楼房开始盖起，平房和院子越来越稀有，再没有地方高挑地点上一盏灯笼了。正月里在街上走，能隐约辨认出一些阳台里散发着的红光，只是挂得局促，委委屈屈地挂在晾衣竿上。自家糊的灯笼，再也没见过，我家的灯笼架也在某次搬家后不知所终。
黑龙江省双峰林场的红灯笼。图/视觉中国
但不久之后，一种新的流行出现了，人们买来一串一串的彩灯，在春节前夕装点在自家临街的窗上，虽然通常是最简单不过的倒M形，但那份晶晶亮的热闹劲儿，那份因地制宜认真装点的心情，也成了我喜欢的新的年味儿。
比起灯笼和吃食，过年时最重要的还应该是家里家外的人情。家里讲究和气，家外则是迎来送往的拜年送礼。小孩子在过年时会自由而大胆，因为只要不惹出大的乱子，“大过年的”，大人总不会狠狠地训斥。需特别注意的是些趋吉避凶的细节，诸如大年初一等几天不要拿针线，扫地要从外往里扫，以免把财气扫了去，常开着灯保持光明，不要说晦气话，等等。
曾听山东和南方一些省份的朋友讲，春节第一大事是祭祖，以及向村里所有长辈磕头拜年。知道这个，我不得不感慨地处黑龙江“北大荒”的自由来。宗祠是从不曾见过的，闯关东而来的人们，历经两三辈，也就并不常提起祖辈的家乡。拜年时问个好，就抬手接了长辈递来的压岁钱，认真恪守磕头规矩的不是没有，但实在不多，我就从来不曾践行过一次。历史的担负是轻的，于是我们的过年，团圆和热闹似乎就是一切的中心。
为了写这篇小文，特意去找黑龙江的作家们笔下的文字。读到阿成多年前写的短篇《年关六赋》，其中描写的场景，让我感到家常般的亲切。
每逢旧历的春节，八仙桌上的饭菜，就不错。可喜可贺，这几日，无论长幼，一视同仁，可以放开吃放开造，不必拘谨，过年了嘛。为什么要过年?就是这个意思。正月里的父亲，态度好，脸上总是漾着慈笑，同辈的表兄弟一样。
……守岁之夜，不准睡觉，都要精精神神，俗话说：一分精神，一分财，十分精神，抖起来。
——阿成《年关六赋》
《年关六赋》，阿成 著，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 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