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文化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义。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美国人类学家英菲有论断：“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要了解中国服饰那多样的款式、独特的风采、鲜明的色泽和精湛的工艺，首要的课题就应该浅知一点中华民族博大深邃的服饰文化发展轨迹，这样才能通过浏览，去着意开开掘中华服饰文化的底蕴。
1955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穿着的浅色中山装
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成就，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科学地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阶段。在此以前更遥远的时间，人类开始用捕猎所获的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天则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热。这标志着人类刚脱离了动物境界，原始服饰出现的雏形。而山顶洞人遗存中发现的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这时候的衣饰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演变成合乎人类生活需要的构造，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如战国人所撰吕览和世本记述，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伯余、黄帝制衣裳。”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纲坠等，又出土有纺织物的残片。我国中原甘肃出土的彩陶上的陶绘，已将上衣下裳相连的形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夏商周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额定发展，在物质上又有许多物质文明的局措。从甲骨文中可见的象形文字就有桑、茧、帛等字样，可证明农业在当时的发展。又从出土的商代武器铜钺上存有雷纹的绢痕和丝织物残片等，可见那时的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精湛。殷商甲骨文中，可见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衣冠服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开始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制度。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服饰的记载和“虎冕练里”（毛公鼎）、“女裘宝殿”（周、伯蔡文簋）等。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均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缛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以来，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为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唐时期
隋统一全国，重新厘定汉族的服饰制度。到了唐代帝国的建立，以其长时间的统治，加上其强盛的国力，令其服饰制度上承历代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经道，同其社会一样，呈现出繁荣景象。隋唐时妇女的日常服饰是衫、袄、裙，多见是上身着襦、袄、衫，而下身束裙子。裙子以红色最流行，其次是紫、黄、绿色。唐代妇女的鞋子多将鞋头作凤形，尺码同男子相似。宫人侍左右者均着红棉靴，歌舞者也都着靴。妇女的日常服饰名目繁多，有如袄、衫、袍、腰巾、抹胸、裙、裤、膝裤、袜、鞋靴等等。
宋元明清
宋代服饰文化也因其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发生交互影响。续资治通鉴记载：“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绫、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着裙的褶裥更多。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服饰迥异。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在元代蒙古族的服饰图案中，龙凤纹就是吸收中原文化的产物。龙凤纹本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被历代皇家所御用。蒙古族的服饰，以头带帽笠为主，男子多带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从其便了。妇女服饰，富贵者多以貂鼠为衣，带皮帽。一般则用羊皮和毳毡作衣冠材料。当时的袍式宽大而长，常作礼服之用。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恢复汉族衣冠制度，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姓服饰、内臣服饰，其样式、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就连日常服饰，也有明文规定，如崇祯年间，皇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装扮成老百姓样子出面活动，然也印证了当时平民百姓的衣饰。明代妇女服饰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色，不能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则用蓝绢布。明代的衣衫已出现用钮扣的样式。明代妇女的鞋式仍为凤头加绣或缀珠。宫人则着刺上小金花的云样鞋。
清代又实行逼令剃发易服导致汉族服饰几乎消失。男子按满族的习俗制度实行剃发改服。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政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族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男从女不从”保留明制汉服以上衣下裙。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越来越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近代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侵透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方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早期，服装式样变异甚少，民间仍然是长袍马褂为男子服饰；女子则上袄下裙。之后，商业贸易日渐昌盛，洋货大量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使传统的服饰穿着有所变动。外国衣料因价廉渐为人所欢迎，费工费时，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渐渐为衰落，西方缝纫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女性的时装，由于缝纫精制、款式合乎时代潮流，影响尤大。风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样式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尚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经过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二十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驼背的旧貌，让女性体态与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大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仿效，几乎成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英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龙袍穿戴
古代龙袍的穿戴
龙袍：皇帝专用的袍。又称龙衮。因袍上绣龙形图案，故名。其特点是盘领、右衽、黄色。此外，龙袍还泛指古代帝王穿的龙章礼服。唐高祖武德年间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色的袍遂为王室专用之服，自此历代沿袭为制度 。960年 ，赵匡胤“黄袍加身”，兵变称帝，于是龙袍别称黄袍。龙袍上的各种龙章图案，历代有所变化 。龙数一般为9条 ：前后身各3条，左右肩各1条，襟里藏1条，于是正背各显5条，吻合帝位“九五之尊”。清代龙袍还绣“水脚”（ 下摆等部位有水浪山石图案），隐喻山河统一。
清代对龙袍的穿戴有严格规定：一般龙袍之外需套衮服，头戴吉服冠，胸前挂朝珠，腰系吉服带，脚蹬皂靴。我们从咸丰四年《穿戴档》可以窥见清代皇帝在不同场合及不同时辰所穿服装的不同。 [1]
民族服饰
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绚丽多彩，精美绝伦,各具特色。它是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服饰
(20张)
服饰制作从原料、纺织工艺,以至样式、装饰都保持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以捕角为主要经济生活的赫哲族早年曾以鱼皮为衣,曾长期从事狩猎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狍皮兽筋缝制衣服。经营畜牧业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等，穿戴多取诸牲畜皮毛。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则以当地出产的棉麻丝为原料，纺织布帛丝绸，缝制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