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根珍 谢珊珊
摘要：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不仅以其启蒙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唤醒一代人，同时还以自己的趣味美育思想与家庭教育实践，培育了梁氏一门九子三院士，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段佳话。本文将以梁启超与子女的一百余封家书和他早期《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功德与私德》《美的生活》等论著为蓝本，从“趣味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趣味教育”思想的本质内涵、“趣味教育”自由超越的审美体验、“趣味教育”思想对当下社会的启示等方面展开讨论，为急功近利的当代基础教育提供一面镜子。
作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文学家的梁启超，站在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起点上，背负着济世救民的社会理想，孜孜以求“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以启蒙思想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国民性改造，影响了一个时代。同时，他以其独特的趣味教育思想与家庭教育实践，培育了梁氏“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段佳话。本文将以《梁启超家书》里150封家书和他早期《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的生活》《功德与私德》等论著为蓝本，从“趣味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趣味教育”自由超越的审美体验、“趣味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示等方面展开讨论，为当代急功近利的基础教育提供参照。
一、“趣味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多元融合，道兼中西
“趣味教育”思想作为梁启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先生对趣味生活与生命意义的哲学追求，也根植于他对近代社会改造的深刻思考，是一种兼具中国传统儒学精神与西方教育理念的“新民说”，可谓多元融合、道兼中西。先生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祖父“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光绪十年（1884年），梁启超在广州考中举人，成为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稍后跟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又广泛接触西方新知识，特别流亡日本期间大量阅读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等著作，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专心于文化、教育事业，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提出“新民”理念，强调国民素质改造是国家强盛的关键。“趣味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从哲学思想基础层面审视“趣味教育”，它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万物皆备于我”的“乐生”思想，另一方面充分吸收了西方自古希腊雅典以来倡导的游戏休闲教育理论，形成了梁启超具有现代色彩的“趣味教育”思想，并赋予趣味独立的审美价值。
翻阅梁启超家书，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可谓道兼中西。对子女的教育，他首先强调的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学习与践行。他写给子女的一百多封家书，责任、贡献、报恩、爱国是反复出现的高频词，字里行间满满父爱背后折射的是启超先生对儒家思想深刻领悟与传承。首先，他要求孩子们熟读儒家经典，而且少有的用非常严肃的口吻“父示”警示，这在他的家书中是罕见的。“吾与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1]他循循善诱道：“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2]“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3]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梁启超对子女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梁启超国民道德思想的核心。这其中融汇了儒家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思想，也是他作为政治家对社会改良与新民塑造思想在家庭教育中的投射。其次，梁启超特别重视对孩子们乐观、通达、健强、忧患等健全人格的培养。梁先生认为，教孩子树立通达、强健的人生观，比教育他们学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这种通达、强健的人生观能让孩子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终身不许它侵入”。[4]梁启超将消极、悲观看作人生最大的敌人，反复告诫孩子们要力戒，将磨难与忧患看作激励人生奋发的动力，要重视精神与品格的培养，淡化物质的追求与享受，保留寒士的门风与气节。他在1925年12月给儿子思成的信中就说“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给女儿娴的信中也说：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告诫子女“人生维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小挫折正磨炼德性之好机会”。“你和希泽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炼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部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苦困中求出快活，才是真的会打算。”[5]“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环境中会消磨志气。”这类语重心长的嘱咐在他给儿女的信中，随处可见。梁启超将儒家苦其心志劳其体魄磨练意志的教育方式，看作培养孩子积极向上品格的第一课，鼓励孩子在挫折中修炼自我，实现人格的完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6]这与传统儒家强调“自强不息顿号删除学以成人”的精神是一致的，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精神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在磨炼孩子意志培养青年积极人生观时，不忘保护孩子的童心与本真，培养孩子的趣味与对新事物的敏锐，这是启超“趣味教育”思想独特之处。“孩子气顿号删除趣味顿号删除朋友”是梁启超家书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 “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7]透过这些充满温情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慈父对孩子心灵的自由释放，是一套以趣味为核心的非功利审美教育思想，是现代教育理念引导下的趣味审美教育体系。试想，在一百年前那个家长制与三寸金莲、长袍马褂盛行的时代，梁先生在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顿号删除baby”，与儿女温和的、朋友谈心式的讨论学习生活，那是何等的温暖有趣，本身就是趣味家庭教育实践。
“趣味”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原始驱动力，是人性追求快乐的底层代码，是人之为人的自主性决定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趣”解释为“疾也”，“从走，取声”。可见“趣”字的本义为“快”，就像人急着去获取心爱的东西，是带着心理趋向的主动选择行为。梁启超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趣味主义者”：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0了”。[8]“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他，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拿趣味做根底。”[9]
首先，梁启超所谓“趣味”是趣味主体获得的精神自由，是超越世俗感官享乐层面的哲学概念。通观梁启超的相关论述，其所谓“趣味”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的浅表的“兴趣顿号删除娱乐顿号删除玩乐”，也不是追求短暂快乐和快乐烦恼相间的做官、赌博、喝酒等“下等趣味”，而是融和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多维概念，是生命脱离功利目约束后的悠游，是沉浸其中的心灵自由，是始于趣味终于趣味的爱好，这是梁启超1922年8月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时再三强调的观点。“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10]梁启超所谓“趣味”的本质是生机勃勃，是积极向上、有限创造力的生命状态。“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11]梁启超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趣味，没有趣味的生活是“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戴着枷锁前行，没有自由。是“沙漠的生活”，干巴巴的，没有一点血色，死板枯燥的。[12]
其次，梁启超趣味教育思想，是建立在生机勃勃的趣味审美生活基础上的心灵自由，是将教育从功利性、机械性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趣味”为核心动力，倡导一种尊重人性、激发内在生命力的教育理念，是出于对生命教育本质的认识与思考基础上形成的自成体系的趣味教育主张。对此，梁启超先生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有完整的阐述。梁启超首先宣称：“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的，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就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13]“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吃。……第二件是课目太多……。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走马观花，应接不暇，初起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14] 在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趣味就是无目的“无所为”，趣味的本质就是帮助实现精神人格的自由。他用对话的方式，论述了他对趣味“无所为而为”性质的理解。他说“‘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趣味的性质，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趣味就在于主体和客体合二为一，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相互融合升华。趣味在这里，不是手段和工具，不是学生为获得毕业证、著作家为版权而做的学问，而是因趣味而引发的持续不息的、缓慢而深入趣味与嗜好。[15]从这个角度看，趣味对于人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审美超越上，趣味是人生的动力支持系统。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内涵是丰富多层面的，“趣味”对人的意义是积极向上的，是脱离物质的精神追求，梁启超将“趣味”审美思想延伸到教育，注重教育过程的趣味体验感受，强调的是心有所得。“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我们无论为自己求受用，为社会求幸福，为全世界求进化，都有提倡趣味生活的必要。”[16]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书信往来中评价自己：“我是个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葆不厌不倦的精神。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17]可见，趣味丰盈着梁启超的生命。所以教育子女“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18]，更多强调的是对生活积极的人生态度。趣味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核心，是能鼓舞与指引人们去积极地生活与奋斗，去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是一种超越物质利害得失、超越感官体验的审美愉快，是俗话的“开心”。趣味建立于自由的精神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审美体验而又不受物质世界的牵制。
趣味从何而来？趣味教育通过什么路径实现？在梁启超看来，趣味审美体验，首先要通过艺术文学开启人的审美体验，要诱发人的趣味感官。“专从事诱发以刺戟各人器官不使钝的利器：一是文学，二是音乐，三是美术。”[19]梁启超将审美感官的培养看作获得趣味的必要途径。接着他又进一步解释“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者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那人便成为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为无趣的民族。”“美术的功用，就是把那渐渐坏掉的爱美胃口复原。”[20]
趣味教育的途径只能通过艺术的三种境界来实现。第一种是“对镜之赏会与复现”。第二种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第三种是“他界之冥构与蓦进”。[21]梁启超认为，趣味只能是通过审美体验“对镜之赏与复现”来获得，即主体在审美过程中既能沉浸于对象，又能反观自身，形成一种双向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梁启超以“镜”比喻审美对象，如文学、艺术、自然，认为真正的审美不仅是欣赏外物，更是通过外物反观自身的精神状态。“赏会与复现”强调的是审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体主动参与、投射情感的过程。例如，他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杜甫诗时强调，读诗不仅是理解诗人情感，更是借诗“照见”自己的心境。而趣味教育就在这“对镜自赏”的非功利化的审美体验中，实现人格与心灵的自由。比如儿童在绘画、戏剧等活动中，既创造艺术，又通过艺术表达自我，形成“自我观照”的能力， 成人通过诗词、音乐等审美活动，实现精神的自我调适， 在精神层面内心的自我世界与自然之美共鸣共情，实现人格的和谐，通过想象脱离现实的烦恼，在精神生活上相对形成独立。他举例文学家的桃源，哲学家的乌托邦，宗教家的天上的净土，这都是我们追求趣味的一条路径。审美教育实践中，趣味体验性作为高雅的艺术审美实践，常用来品诗论画，是文人墨客在精神上的审美感受。“对境之观赏与复现顿号删除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及“他界之冥思与蓦进”。这种贯通于本我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共鸣，超越感官的审美体验，就是梁启超所追求的艺术作品指引下的趣味境界的思考。梁启超并不将趣味局限于此，他教导人们发现生活中的趣味，从生活中体验趣味。趣味离不开生活的实践，实践的过程便是体验。趣味体验性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生活的艺术化，它存在于生活艺术化的过程之中，且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实践活动相统一。人们通过感受实践活动的趣味性，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美的体验，而这种美的体验又促进人们生活实践的进行。趣味审美教育具有非功利性特点。在梁启超看来，趣味审美应该是从心所欲的非功利行为，快乐是和物质毫无关系的精神活动。趣味审美教育也应该是遵从“无所为而为”的原则，应该超越日常的功利，不计较世俗的得失，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愉悦感受。我们的先哲庄子说过，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梁启超就提倡人们的行为不应该出于追求某种个人或物质利益的目的,而是因为这些行为本身是正确的、应该做的。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生平最服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人而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22]。在梁启超看来，可以不问结果，但是不能不投入，不能不喜欢，不得不专心。他在信中夸赞梁思忠“忠忠自己格外用功，而且埋头埋脑不管别的事，好极，好极。”“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23]在梁启超看来，责任是人最紧要的事，这种责任是家国情怀，是个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具体的功利目标。在梁启超看来，毫无生气和缺乏奋斗精神是教育第一需要避免的。“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24]
趣味建立于自由的精神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审美体验而又不受物质世界的牵制。他的所有思想都是以“趣味”为核心的，他认为生活于趣味，只有常生活于趣味之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价值。“趣味”是生活情趣与艺术的审美的美妙融合：生活要想富有趣味，审美是必经之路，而艺术也正因其趣味而体现出其生活价值。因此，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结合，才能成就精神上的自由和愉悦。
趣味体验性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生活的艺术化，它存在于生活艺术化的过程之中，且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实践活动相统一。人们通过感受实践活动的趣味性，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美的体验，而这种美的体验又促进人们生活实践的进行。梁启超审美情感教育思想是通过艺术、文学手段实现的。梁启超在不同的文章中强调小说的“熏浸刺提”功效，提倡将美育、德育、智育融合，标举梁启超审美情感教育是丰盈的、生动的、有趣的。
四、“趣味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在“内卷式”学习与功利主义教育盛行的今天，在AI强大功能替代人类技能岗位的时代，在国人幸福指数日渐消解的当下，梁启超“趣味教育”思想当是警醒世人的一剂良药，带给我们诸多启示。首先，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救赎论”，通过“对镜之赏”的审美体验，可以重建人与自我，自我与自然世界的联结。其次，从深层哲学层面，可以让教育回归“成全人之为人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语），实现艺术审美对现实的超越。趣味教育培养的想象力、（如科幻创作）、共情力（如戏剧体验）等“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愈发重要。其“以美育代说教”的思路可为德育提供新路径。
【本文为广东省江门市社科项目“梁启超审美情感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JM2023C02）之成果】
注释：
[1]1923年5月《与思成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64页。
[2]1923年11月5日《给思顺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38页。
[3]1927年2月6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68页。
[4]1928年5月13日 《致梁思顺》《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118页。
[5]1927年5月13日《与思顺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211页。
[6]1927年5月5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116页。
[7]1925年7月10日， 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64-65页，117页。
[8]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9-10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9]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3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0]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10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0]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9-10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1]1927年8月29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25页。
[1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美的生活》15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3]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3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5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5]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10-11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6]]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美的生活》第3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7]1927年8月29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75页。
[18]1927年8月29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76页。
[19]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美的生活》第16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20]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美的生活》第17页，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
[2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美的生活》，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5-16页。
[22]1927年2月6-16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69页。
[23]1927年2月6-16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69页。
[24]1916年2月8日《与娴儿书》《梁启超家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220页。
作者简介：
李根珍，硕士，副研究员。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长助理、人事处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广州市增城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家、广州市增城区社会组织评估专家、广东高校共青团与青年工作研究会理事。近年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市厅级以上课题4项。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创新理念。
谢珊珊，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江门市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历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五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院长。现供职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专著《休闲文化与唐宋词顿号删除文艺论理学》等多部专著，点校古籍《恽进集》，近年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