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小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以欧洲为中心书写人类历史成为国际学界的习惯做法。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理论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书写理论的强烈影响和支配。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特别是东方主义式的历史书写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日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历史主观书写论冲击的同时，西方历史书写形态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20世纪下半叶直至21世纪初，国际史坛对全球史观及其实践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推动全球史书写理论的发展。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到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全球史导论》，到杰里·H.本特利主编的《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等论著，均辟出专门章节聚焦全球史相关问题的探讨。比如康拉德在其《全球史导论》中写作“普世史”的书写、16—18世纪的世界史群像、19世纪以来的世界史、1945年以来的世界史四个阶段，系统梳理了世界史书写的发展与嬗变。杰里·H.本特利、帕特里克·曼宁等学者在《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中围绕历史发展的理论、时间和空间的框架、现代性和全球性的构造等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
与此同时，学者们有关全球史书写定位和实质的争议也如影相随。这些质疑和批评客观上也推动和促进全球史书写理论的发展。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德尔曼对全球史书写中存在的过于乐观的全球主义书写作了深刻反省。这一认识指出了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全球主义的有限性，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客观上存在的局限性，全球史远非所有地区、所有人的历史。从全球史研究对象来看如此，从研究的理论话语来看也是如此。德国全球史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就指出，因为“一些术语有着特定的来源，很难翻译和转译到其他语境当中，全球史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普遍的层面上，它必须运用那些特殊的语义”。2018年，康拉德在论及全球史时不仅指出全球史已经完成了从宏观研究和宏大叙事向个案研究和具体实证研究的过渡，一些宏大的综述性作品还会持续有影响，同时全球史也可以用来撰写那些主题十分具体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这一向具体实证研究的转变，也会导致对某个特定区域的语言知识、文化熟稔，以及对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了解变得愈加重要起来”。换句话说，这些观点是对当前全球史书写理论大而无当、空泛无所指弊病的批评。这也意味着从全球史书写实践中所提炼、概括出来的特点，应该是具体的，包含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定的时空内涵，甚至特定的价值取向。阿德尔曼、奥斯特哈默、康拉德等人的分析表明，人们对全球史的认识趋向于冷静和客观。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展现出全球史书写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就全球史而言，其书写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深入：从最初瞩目于打破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本位，发掘新的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到更加突出、自觉地以后殖民主义话语构建全球史叙事，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思文化霸权，再到在去西方中心化、去殖民化过程中，有意识地避免陷入新的种族主义和单线叙事结构，着力于构建新的全球史书写形态。西方全球史家在书写理论方面作出了富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学术探索，同时也遭遇到一些诸如解构与建构、宏观与微观、现代性与民族性、抽象化与在地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创新发展全球史书写理论的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全球史研究和书写在我国学术界也引起广泛关注。例如，根据编撰和书写全球史的目的，王立新将全球史书写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是作为历史教科书编撰方式和教学领域的全球史，主要借助二手研究，依赖书写者的构思和想象，在已知的历史知识之间探究因果关系，建立逻辑联系；第二种是作为研究领域和视角的全球史，关注跨国或全球性的网络、联系和互动，或者考察历史个案得以发生的全球背景和全球性力量对民族国家和地方性事态的塑造。安然认为全球史书写理论包括三种形式：打破空间和时间区隔，聚焦移民、远洋贸易、物种和技术转移、观念与文化传播等主题开展填补性研究；从跨国交往与互动的角度，通过叙述重点的转移和关联性史实的重置，从原本耳熟能详的历史中挖掘全球性的“整体重述”；以某一具有全球属性的物品为载体，将技术发明、地方经济、国家权力、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相关史实编织进一个跨国、跨区域乃至跨界、跨领域的叙事体系中。2021年刘文明出版的《全球史概论》一书则试图勾勒出全球史书写的发展脉络，认为经历了从最初探讨西方的兴起等宏大命题，逐渐走向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流动和互动的人或事物的多样化研究，微观化、实证化和多元化的探索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重要趋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史书写理论尽管处于纷繁复杂的变动之中，但也显露出日渐清晰的整体性样貌。中国学者刘新成曾作出如下概括：虽然西方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充满活力，这一领域所体现的相关书写理论新见迭出、异彩纷呈，但其主流的书写实践所体现的实质却是比较单一的，那就是：空间转向。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等学者在本世纪初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学术动向，并在德国历史学年会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康拉德将学界的相关共识概括为：绝大多数的全球史研究方法并不致力于用一种“世界”的抽象全体来取代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范式，或者写一部地球史。它通常还是局限于历史书写领域，不是空间上的“全球性”，而是一种全球性语境的意识。尽管“全球性语境”的观点在学界众说纷纭，但将其限定在全球史书写领域的做法却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反对欧洲中心论。既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摒弃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主动创造者，或者称之为世界历史的“本源”的观念，也反对作为思维范式的“欧洲中心论”，反省人类历史书写过程中习以为常的“西方兴起”式的主导叙事。第二，旨在突破民族国家史编撰框架，建构相对于民族共同体或者个体社会更加宽泛的分析结构，认为跨地区、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范围的不同分析框架，能够为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合适的语境、视野和工具。第三，致力于建构用以解释历史大时空范围内人类交流与互动的新的平台或概念，聚焦人类历史进程中与世界整体化进程有密切关联或重大影响的事物、行为和现象，更关注历史的整体发展、横向的联系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第四，注重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致力于挖掘历史时期地方的全球维度和全球的地方表现，通过研究地方历史与全球进程的互动，从而构建出更加丰富、立体的历史图景。第五，强调跨学科比较方法，分析在民族国家话语和历史架构下常常遮蔽的人口迁徙、环境变迁、物种交流、帝国扩张、技术转移乃至传染病的扩散等历史现象。
整体来看，全球史书写理论认为，全球史据以自立并与“世界史”拉开距离的关键是“全球性”，试图以全球性取代现代性或西方性，以全球联通和流动取代现代化标尺下的国家比较和体系建构或重构。很显然，这里的“全球性”已经是与现代性、西方性有着本质区别的新的分析话语和书写工具，成为全球史书写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内涵。这是对传统历史书写范式的深刻革新，要求历史学者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多元的维度去审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挖掘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影响与交融，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路径。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