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哲学研究》，刘梁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93页，98.00元
一、中国式的哲学研究
对于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根据金岳霖先生的分析，有两种根本的态度：一是把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国学的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一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8页）。在做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根据前一种态度，最终将走向“以中释中”和将中国哲学还原为中国思想的境地；根据后一种态度，则以西方哲学为普遍哲学，最终走向反向格义或者“以西释中”的境地。这两种趋向最终导致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如何超越这两种趋向，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学界也有不少解决思路，比如陈少明教授以古人的经验与现代生活经验之间具有可沟通性作为必备信念，将经验作为关键词扩展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以破除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幻相（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再思考》，《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相较于此，刘梁剑教授在其新著《汉语言哲学研究》中匠心独运地从汉语言的角度提出了一种“中国式的哲学研究”。他指出“从对中国（传统或现代）哲学的对象式考察转变为中国式的哲学研究，这将是‘中国哲学’成其为‘哲学’的关键”（刘梁剑：《汉语言哲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种汉语言角度的“中国式”哲学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中国性，更关键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即以“天人之际”作为视域，以“际”为汉语言哲学的哲学语法考察的具体方法，通过返观哲学元语言的语言自觉，推动中国哲学话语的创建，彰显汉语言哲学的一种做中国式哲学的自觉。
二、返观哲学元语言的语言自觉
在刘梁剑教授看来，时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式主要是一种对象式的考察，其基本范式是“将中国（传统或现代）哲学话语作为对象语言加以梳理与考察”（第37页）。这样一种考察方式由于没有自觉地反思对象语言与元语言之间的张力，因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象语言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作用于哲学元语言，从而改变中国哲学理解世界的方式”（第236页）。哲学的发展关键在于通过哲学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互动来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因此他认为要超越这种对象式考察，就需要将其转变为中国式的哲学研究。从语言层面来说，由对象式考察转向中国式研究，首先就在于由哲学的对象语言返观哲学元语言的语言自觉。他指出，这种自觉是一种“哲学语法考察”（第21页）。而这种以哲学语法考察的方式做哲学即是汉语言哲学。汉语言哲学是“经由汉语言考察展开‘穷理尽性以至命’的哲学思考”（第21页）。
基于返观哲学元语言的语言自觉，汉语言哲学从一开始就借用塔斯基关于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区分，将哲学语言也区分为哲学的元语言和哲学的对象语言：哲学的对象语言即是被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语言，哲学的元语言即是用来理解和言说被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语言的语言。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哲学元语言主要是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而这些语汇大量的是在翻译西方近代哲学过程中形成的移植词。由于它们是西方文化强势机械输入的结果，并未真正扎根于汉语思想传统，因此具有无根性。而一种无根的语言难以胜任哲学运思的原创需要。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从根源上来说，正是这种哲学元语言的无根性所导致的。
返观哲学元语言的语言自觉，进一步即是通过对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进行汉语言哲学的哲学语法考察，作出诊断。汉语言哲学通过系统梳理现代思想关键词，将现代汉语思想语汇总结为三重面相：译名面相、“所接纳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传统面相）、“在近代语境下形成的新内涵”（近代面相）（第164页）。针对哲学元语言的无根性，在这三重面相中，刘梁剑教授非常重视对现代思想关键词传统面相的语源考察，以期给译名面相接上中国传统思想之根。他认为“语言在其源头处凝结了人类最源初的经验”，而这一源初经验又“或隐或显地主宰了人们的世界及语言的发展”（第163页）。通过对传统面相的语源考察，在克服“时代的错置”之弊的同时，求得汉字之本义，并将其中的源初经验释放出来，从而让现代汉语哲学语汇中的译名面相倾听到其对应的古代汉语中的原始呼声，进而使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真正地扎根于中国思想传统，为创建中国哲学话语铺平道路。
三、中国哲学话语的创建
汉语言哲学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哲学研究，通过返观哲学元语言，进行哲学语法考察，其在当代的任务是“创建既有中国气象又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话语”（第254页）。相较于学界所致力的“我们应该创建中国哲学话语”（第254页），刘梁剑教授更关注如何创建以及创建本身。创建中国哲学话语作为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有其源和流。就源的方面而言，中国哲学话语创建需要扎根于现实生活，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聆听时代的声音与召唤，提出具有解释力和生发性的标志性概念；就流的方面而言，中国哲学话语创建需要反思中国现代哲学话语创建实践活动并总结经验。
为了创建中国哲学话语，汉语言哲学一方面梳理了19世纪中叶以降汉语思想家的运思经验，既包括从近现代到当代的哲学家及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也包括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潮和观念，揭示“译”“述”“作”“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索哲学话语机制的创建机制；另一方面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感受日常语言的妙处，萃取一些“既居于日常用语和哲学行话之间”“同时还具有处理某些基本哲学问题的理论潜能”的词汇，通过考察其字性虚实、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包括句法结构），将其锤炼成“具有义理深度与厚度的说理词”（第260页）。
汉语言哲学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在总结中国现代以来的哲学话语创建经验的基础上，既从中国传统哲学语汇中寻找到可以用来思考的哲学元语言；同时也从日常语言中提炼出基本说理词。刘梁剑教授认为这是走出哲学元语言无根性困境的有效途径。汉语言哲学在进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反思过程中，不仅试图走出中国哲学元语言无根性困境，还凸显了现代汉语思想语汇的第四重面相——“西返面相”（第164页），即现代汉语思想语汇对其相应的西方思想语汇的反作用。由此以中国哲学话语和思想返观西方，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贡献新思，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超越“中国”立场，走向世界的思想抱负。
四、“天人之际”的汉语言哲学
作为一种做中国式哲学的汉语言哲学，在返观哲学元语言和创建中国哲学话语过程中，贯穿了“天人之际”的视域和“际”的考察方法。刘梁剑教授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天人之际”（第64页）。“际”本义是指两堵墙相合时中间的细缝。它包括界限与对界限的扬弃，表示一种既相分又相即的关系。因此“际”包括相际、分际和交际。相际意味着“亲密无间的共在”，分际则标示“差异与分界”，交际强调“相互作用、彼此交通”（第241页）。“天人之际”则意味着天人之间的共在、分界与交互作用等关系整体。而语言作为天人之际其意思是说语言使天人共在、分界和交互作用。具体而言，人与天地通过语言交互成一个整体：人以语言分理（“使然之维”）天地，天地通过语言的分理作用显现其条理（“本然之维”）。天与人通过语言将本然与使然统一起来，而语言则是“在本然之维与使然之维的交际互动中生成”（第65页）。
汉语言哲学作为一种做哲学的方式即是以“天人之际”作为视域，以“际”作为方法，进行哲学语法考察。以“天人之际”作为视域意味着在理解汉语和运思汉语过程中，离不开天（本然）人（使然）共在、分界与交互作用等关系的动态整体视域，只有“以天人之际观之”才能真正理解汉语运思的词汇、观念和思维。例如汉语言哲学主张穷理与尽性以至命的统一；在对汉语语法结构、中国古代思想关键词、中国现代思想关键词等的哲学语法考察过程中，汉语言哲学不仅分析了关键词的意义（“可思”），而且强调了其间的意味（“可感”）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此皆体现了天人之间分际、交际和相际的整体视域。这样一种视域既表现了汉语言哲学在理论层面的逻辑思辨，更彰显了其在实践层面“以言行事”的智慧。
“际”不仅是一种视域，在汉语言哲学中更是进行哲学语法考察的具体方法。“际”作为一种方法，即是指以“共在、分界与交互作用”等关系范畴的动态（从界限分明到相互作用再到界限消融）整体来考察汉语言哲学所面对的对象，包括汉语思想语汇及其运思方式等。汉语言哲学在返观哲学元语言过程中，首先是以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相际与分际为前提的，其次在深入考察哲学元语言时，则又凸显了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交际与互动之维，扬弃两者之间的分际。在中国哲学话语的创建中，汉语言哲学在选择汉语思想运思经验时，以古代与当代之间（“际”）的现代作为起点，这既受到金冯学脉重视近代（即是汉语言哲学中所强调的现代）传统这一思路的影响，从语言层面也巧妙地应和了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发展之“际”。在总结现代以来做中国哲学运思经验时，汉语言哲学从共存、界限和交互作用等动态关系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哲学运思中的翻译-阐发、经典-阐发、语言-哲学、从概念逸出概念之外的观念、实词-虚词、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等方面。正是通过这种“天人之际”的“际”方法的考察，使得传统思想语汇、现代思想语汇以及当代运思语汇之间的整体运思脉络昭然若揭。
可以说汉语言哲学正是通过“天人之际”视域中的“际”之光，使传统思想话语与当下的哲学元语言之间从界限分明到相互作用，最后达到界限消融，进而让传统的思想语汇重新成为用来思考的哲学元语言，并淬炼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它们成为我们思考和表达的可思可感的说理词。在此基础上，汉语言哲学也以“天人之际”的视域和“际”的方法，通过汉语运思敞开中国和当下，并链接世界和未来，参与到世界性百家争鸣，凸显中国式哲学研究特色，为解决世界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江刚（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