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以下简称《天下》）提出了人们在认知和应对世界的问题上应达到的理想之境，展现了墨家、法家、道家、名家等早期中国思想派别对该问题的不同思考侧重，并通过对“方术”各异的纷争思想局面的评议进一步论证了何为理想之境。《天下》饱含对天下治乱的忧患意识，认为秩序治乱与对世界的认知偏好及其应对之方纠缠在一起，并表达了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向往。《天下》产生于“天下大乱”的时代中，与之相应，在思想认知的精神领域，也呈现“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局面。生活秩序的混乱与思想认知的驳杂相互叠加，导致人们离真正的“道术”越来越远，因而对何为理想之治以及如何实现理想之治的理解更为错乱。当时的思想者们虽然忧患于“天下大乱”的局面，但却各自陷入“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一曲之见，不能“见天地之纯”，不能获得对普遍之道的真知。通过分析评价“百家往而不反”的纷乱思想图景，《天下》一方面阐述了实现理想之治的必要条件，即对于志在治理天下的人来说，要有不忘天下的公共情怀、柔和自谦的处世态度，推行清虚无为的自然之治，从而实现安宁和平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也批评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纷争，质疑了“反天下之心”的极端举措，特别认为“逐万物而不反”的名辩之术将加剧天下的混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天下大乱的忧患以及对天下大治的期待，是《天下》篇的立意所在。
《天下》对理想的“道术”持有信念，认为未分裂的“道术”在认知上能够“见天地之纯”，在行为上表现为“内圣外王之道”。对于《天下》而言，人类生活的本质不应是分裂对抗的，而应该超越分化重返合一之道。正因为《天下》持有“天下大治”的理想，并对“合道之治”的图景有着清晰描绘，故而能够以此为标准对百家之方术进行明确评价。通达神明、位育万物、和洽天下、万民安养的和谐局面，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能构想的理想之治，《天下》以“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图景呼应了这一理想之治，即只有对整全之道的领会、把握和运用，才是正当的认知和应对世界之道，才能为实现天下大治提供前提。
《天下》篇既有对整全之道的总体性肯定，也分析了诸子部分见解的“合道性”，并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来表达诸子之见的可取之处。《天下》虽然忧患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局面，但同时也通过评价“方术”的方式肯定了具体的合道之治。从《天下》的文本来看，在关乎治乱的问题上，具有合道之治意味的诸子见解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清虚无为的自然之治。自然与人为相结合的原则，反映到天下治理之道上，表现为对天下事务或顺应或干涉。在《天下》中，宋钘、尹文“不累于俗，不饰于物”，意味着人应该过不被世俗裹挟牵累、不以外物矫饰造作的自然生活。彭蒙、田骈、慎到等人“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他们能克服自我的主观成见，摒除私虑与智谋，因人自然并与万物随化，“齐万物以为首”“泠汰于物，以为道理”，对待万物时，能摒弃主观意志的分化与割裂，去除自以为是的私见而随任万物自然发生、发展，并将此奉为至道。关尹、老聃能够“澹然独与神明居”，恬淡自然、清虚顺物，“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芴乎若亡，寂乎若清”，以恍惚无有、清寂无为之姿态应对周遭的世界，在充满机巧的世界中从容淡定，“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正如《庄子·应帝王》中所言：“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理想的治理是顺应天下万民的自主生活以及万物的自然生长。以上诸子之见，都是《天下》所肯定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倾向于天下万物都具有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具有自身的自然完满性，基于这样的认知，人在应对天下万物时，要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不能以人为意志介入和干扰万物，只需与之共存、顺应万物的自然而然。《天下》延续《庄子》内篇中对干涉主义的批判态度，表达了对清虚无为的自然之治的肯定。在《天下》中，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同样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自适其性，从生死桎梏中解脱出来，超越世俗的分化，向往自然之治。
二是安宁和平的秩序追求。何为好的生活秩序？在最低的层次上，好的生活秩序意味着远离暴力和不确定性，人们无须担心人身的安全并对未来之美好抱有确定性的期待。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利益的争夺常常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荀子也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对于生活资料的争夺制造了混乱的状态，混乱破坏人的安宁生活，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王国维曾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往往带来纷争，纷争进一步扩大就会引发暴力，暴力将彻底摧毁人的美好生活。《天下》反复强调，好的秩序不在冲突中求胜，也不在纷乱中求主导，而在于人群的安宁与和平。在《天下》中，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的兼爱非攻思想，宋钘、尹文“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良善愿望，“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的反战思想，老聃“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宽容于物，不削于人”的宽容、平和旨趣，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豁达情绪，都得到了《天下》的肯定，也都体现了《天下》对安宁和平的天下秩序的追求。安宁和平是人类良好的生活状态之反映，对他者的宽容、对暴力的厌弃是人禽之别的标志之一，顾实在《庄子天下篇讲疏》中解释“宽容于物、不削于人”时指出，“盖宽大主义固人类文明之进步，而报复主义乃初民野蛮之恒风也”。和平状态是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性前提，相互攻伐、战祸连绵是对各国民众生存发展最大的威胁。基于当时的现实处境，诸思想家都希望提出合理的思想与恰当的举措来阻止战争的发生。儒家以仁爱、墨家以兼爱、道家以无为、法家以法术，其目的都是实现持久的天下和平，区别在于哪种思路或者何种方式对于和平来说更具有可行性。就此而言，《天下》强调了安宁和平秩序作为理想之治的目的，安宁和平是“合道之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明确反对战争、反对倾轧、反对暴力，并强调安宁和平的生活秩序追求。
三是柔和自谦的处世态度。个体的处世态度决定了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和谐与否影响到社会生活是否安宁，因而个体在人群中的处世之姿对于合道之治也具有前提性意义。面对混乱的天下秩序，《天下》通过评议诸子思想强调了柔和自谦的个体处世态度对于恢复理想天下秩序的重要性。墨子严于律己，“以绳墨自矫”，强调自我的约束和规制，志行坚定，虽有自苦之蔽，但对群体有利，所谓“备世之急”；宋钘、尹文“不苟于人，不忮于众”“以聏合欢，以调海内”，他们主张在人际关系中自我不应强求他人，减少对于外在世界的欲求，“情欲寡浅”，同时要约束自己不与他人发生冲突，以柔和之姿与人相处，缓和人际关系；关尹、老聃“以濡弱谦下为表”，不与万物和天下人争锋，愿意处守柔弱、低下的位置，以虚静之态应对世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人皆求福，己独曲全”，不同于众人的争先、取实、求福的竞争式处世态度，他们愿意而且能够甘居人后、乐享其虚、委曲求全，以自谦处卑的自我约束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天下》中所描绘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将自我融入天地精神而不是汲汲于生活世界的纷争之中，也表现了对于他者的自谦。在人类现实的群体生活中，由于生活资源的相对匮乏，人们都容易通过竞争来突出自己进而求名、求利，以获得生活资源的最大化。若人人如此，必然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进而发生观念上乃至肢体上的冲突，最终威胁到自我的生存乃至群体的生活秩序。反过来看，人们如果都能注重自我谦抑、自我约制，在生活资源的争夺上保持自我克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竞争性、分裂性的群己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稳定和谐，由此，安宁和平、大同团结的天下秩序则是可以期待的。
四是不忘天下的公共情怀。“天下”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公共空间，又展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公共秩序；每个人既生存于既定的时空之中，又对社会理想秩序的建构负有责任。如果说《天下》所关注的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理想之境，那么对于“天下”的关心就体现了思想家们对良好公共秩序的使命意识。《天下》里提到的先秦诸子，无论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还是墨子、宋钘、尹文，抑或是彭蒙、田骈、慎到以及老聃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念的情怀与旨趣。墨子推崇“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的节用精神并身体力行以利天下，而《天下》也展现了墨子对天下治乱的真切关怀，对墨子胸怀天下的热忱予以赞叹，“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的思想虽不完全“合道”，但墨子的公共精神值得赞赏。为了推广自认为能够救世的学说，宋钘、尹文等人“周行天下，上说下教”，即使为人们所不理解，也从不放弃他们所坚守的信念，“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他们这一思想团体“不忘天下，日夜不休”，这种胸怀天下的无私精神也得到了《天下》的肯定。《天下》认为，彭蒙、田骈、慎到等人承接了“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的“道术”精神，呼应了《尚书》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的主张，这一精神主张意味着公正、无私、不逞己见，具有公共性优先的意味。按照《天下》的描述，关尹“在己无居，形物自著”，不存私念，任物自在；老聃“受天下之垢”、庄子“以天下为沈浊”，都表现了不存私念、心忧天下的公共关怀，也可谓是“百虑一致”。可见，就《天下》所称道的内容来看，“不忘天下”的公共精神与情怀同样具有“合道”性。
《天下》所呈现的诸子思想，或有偏向，但同时也包含了合乎“道术”的思想主张。《天下》通过肯定诸子的部分思想内容来展现理想的“古之道术”，使之更加具象化，这些内容包括了清虚无为的自然之治、安宁和平的秩序追求、柔和自谦的处世态度以及不忘天下的公共情怀。在如何实现“由乱达治”的问题上，《天下》主张减少人为干预的顺应式治理来保证人们自发地追求美好生活，呼吁以自我谦抑的姿态应对世界，以为以此能够通向理想的天下大治，虽具有一定的偏颇性，但也展现出了对于理想之治的设想与期待，具有积极的思想资源意义。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朱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