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作用和影响
《荀子》一书是荀子为中国封建社会绘制的蓝图，是荀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之作。它任儒以杂，礼法并举；尊君爱民，义利兼取；既重事功，又讲道德；既崇先王，更法后王；重视教化，尤倡文明；戡天役物，应天顺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巨大而深远。
第一，《荀子》中的仁道和民本思想，既与孔孟的学说一起发挥作用，又对儒学被历史地定格于“行仁”和“亲民”这两点做出了重大贡献。秦亡汉兴，统治阶级接受历史教训，开始倡“仁义”、修“德治”，独尊儒术。自汉以降，这更成为统治者不可不承袭的传统，就首先得力于荀子的传人对荀学的推重。自汉至清，就为君者而言，尽管他们“内多欲”，但仍要“外施仁义”。如李世民、赵匡胤一类较有眼光者，确实经常不忘限制自己的私欲，体恤黎民百姓之艰苦。《荀子》书中“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格言，确实对他们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第二，《荀子》一书的礼法观，和孔子关于礼的论述一起，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重礼仪、重等级、讲名分、讲规矩的传统。由于荀学的传播，加之实践的经验，对于礼的明分使群、求定息争的功能，学者和统治者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汉唐之后，礼不仅被公认为社会的“纪纲”，并且礼入于法而法依于礼，礼治与法治汇为一流。礼治又演为礼教，施之于家，则正父子、定夫妇、序长幼；施之于国，则分君臣、明尊卑、别贵贱。纲常礼教的形成，与荀子之“隆礼”，也有一定的思想关系。
第四，《荀子》中的“性恶”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并非主流性看法，支配人们的人性观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但“性恶”说中包含的人有“恶”的一面以及人须规范改造的思想，则为后人所继承利用。自董仲舒、韩愈至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提出的“性三品”说、“理欲”说，其中都隐然可见荀子“以礼化性”“以心制欲”“以礼养情”的思想取向。
第五，《荀子》一书关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顺天道任人事”以及反对鬼怪迷信、神道设教的论述，不仅成为后世“戡天役物”“人定胜天”这一观念或信念的思想源头，成为后人抵制谶纬迷信、佛道神学的理论武器，而且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实用理性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荀子》一书既大讲“仁”“义”“德”“贤”“王”，又大谈“财”“利”“力”“能”“霸”，并且强调君主能否做到“尚贤使能”“裕民富国”“兼利天下”，是他们是否“隆礼义”“成圣王”的标准。荀学的这种注重外王事功的取向，是中华民族务实事、重实力、讲实绩这一思想传统的酵母，是对孔孟一系内圣修身之学的重要补充和有力制衡。因此，自汉至清，统治阶级大都是文武并举、王霸兼用的。明智的政治家也都是既讲政治，又抓经济；在推行道德教化的同时，也不讳言理财致富。当内圣修身的思想取向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上风时，坐而论道、空谈义理成为许多人的风尚，在这种社会情势下，由荀学所孕育的理性的、务实的精神传统仍然发挥着作用，教育并引导着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去澄清非理性的迷雾，去拨正历史的航向。纵观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当理性的、务实的精神严重削弱之日，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危机之时；而随着理性的、务实的精神得到恢复和弘扬，中国封建社会才能转危为安，步入正轨。
02
荀子的教育思想
就教育而言，荀子对于中华民族尊儒重教、尊师重道这一传统的形成，其功劳不下于孔子。《荀学》一书对教师重要性的大量论述，尤其是他的“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以及“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的论断，已成为警世之通言、喻世之明言、醒世之恒言。“天、地、君、亲、师”这一为历朝历代所顶礼膜拜的五大宗主，就是由荀子首先相提并论、一体推重的。荀子关于教育与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的论述，与孔子的有关言论一起，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的教育事业，定下了基本的框架，确立了基本的走向。
荀子的教育思想，在汉代便得到了落实。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六经成为文人学子的必读书，并在以孝廉、贤良文学、秀才为主要科目的察举取士中，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朝廷中更设置了经学博士。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地位动摇，由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九品中正制，选取原则也出现混乱，曹操“唯才是举”，曹丕则侧重“声望”，至晋则以“家世”为重。隋废此制，改行科举，唐朝则使科举制得以确立和完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成为教学和取士的基本依据。至此，荀子以“礼”教人、以“经”取士的基本主张，可谓是得到完全实现。
03
荀子的文艺思想
就文艺而言，荀子继承并大大地推展了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他关于诗、文、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形式的起源、性质、功用的大量论述，尤其是他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为文要“白其志义”；音乐应当成为“美善相乐”的“礼乐”等论点，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理论、美学思想及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启示、引导世人关注文艺陶冶性情、娱乐身心、美化生活、升华精神的一般人文功能的同时，确立起文艺为政治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一基本原则。
《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几乎成段成段地摘录了《乐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在摘录的同时，给予强调和发挥，既进一步明确了先王制礼乐是为了教化百姓、敦化风俗的论点，又深入细致地阐发了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唐史学家杜佑的《通典·乐序》、武则天下令编纂的《乐书要录》、白居易的《沿革礼乐》、欧阳修的《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周敦颐的《乐上》、沈括的《梦溪笔谈》，都承袭发挥了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就农工、商贸、理财而论，《荀子》一书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荀学外王事功的重要内容，与孔孟儒家和管商法家有关思想一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和儒生士人治国安邦、评论时政、兴利除弊的重要思想资源。
就兵事而论，《荀子》一书中关于战争的性质与目的、战略战术、将帅职能、治军原则等论述，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符合儒家宗旨的军事战争观。尽管指导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战争实践的，主要是兵家的思想理论，但荀子关于兴“仁人之兵”以“禁暴除害”，“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以礼法治军”“令行禁止”，以及“以德兼人”方能“坚凝”的观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代之后的兵书以及武人和文人之论兵，也大都注意吸取体现了儒家宗旨的荀子的兵事思想。
◎本文来源：《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