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六)
当革命成为摩登时尚，地主也会挂红带子。如同北伐军开到之处，富家子弟都爱穿中山装挂“银桃子”的道理一样。
1928年5月朱毛会师以后，红军接连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胜利，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党组织得到恢复重建，边区有了三个全县加三四个县域的一部分。宁岗、永新等地出现过一次共产党组织超常大发展的时期，区乡党组织普遍恢复，那些在马日事变以后躲藏起来的党员公开露面而且党组织公开建党建团。有的区乡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拉夫式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有的分配任务限七天至十天要发展两个，大一点的乡每个乡发展有二百多党员。据甘纪犹回忆，宁岗乔林乡就有二百多党员。兰文清回忆，石口乡(今永新境内)全乡男女老少总共才四百多人，参加党团组织就有百余人。这时期永新一县成立六个区党员四千余。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发展近三千党员。边界各县党员人数达一万以上。
随着党员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在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不少人钻入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参加共产党能够掌大权，能够分“红利”，他们为什么不干?如同今天大谈“改革红利”的人一样，他们把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当做一次“投资”。
显然这是革命遭受镇压后的一次历史反弹，随后不久的“八月失败”又带来了超常的损失。白色恐怖一到，这些投机分子就带领反动军队捉拿自己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很多坚贞的党员被杀害。1928年8月，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將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反动军队在柏路、茅坪坝上一带大烧大杀，房屋被烧三百余间。有一个葛藤坪村，全村烧杀精光，人烟断绝。
红军主力回来后，土籍人逃跑，客籍人又回到古城、新城等地去牵土籍人的牛，割他们的禾。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经常发生无谓的斗争。这种带有地方封建色彩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共产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当时叫“洗党运动”。
1928年9月，湘赣边界特委宣布，永新宁冈两县党的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叛变投敌分子上，有的要清算罪行并予处决。比如柏露乡一个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都是有钱人，红军在时伪装积极，红军离开宁冈就叛变，出卖同志，导致有的党员被抓有的党员被杀害。永新洋溪乡有个小地主当了财经委员，包庇大土豪，后被群众揭发，直接清除。还有一个是带领靖卫团，挨护团到上寨一带烧杀，在四乡联合政府杀了九个人，这种人是处决的。
洗党的方法是，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凡属犯了以上罪行的，不通知开会，宣布罪行，支部会上直接除名。被洗的党员本人不知道，也不公开宣布。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冊登记。整个边界洗党后剩下的党员只有四千人左右。
党运动最大的难点是思想建设。怎样认识共产党的性质?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然要吸收大量农民先进分子入党。一个有大量农民出身党员的党，是否就是农民党呢？这在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没有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党的工作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有大量工人参加才能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周恩来回忆：“六大前后共产国际的一切文件，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928年9月24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不要城市就是否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1928年10月，在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委的指示信中又说：“现在全国的党有个普遍的危机，有形成农民党的危机。”比较突出的事例就是硬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举为“总书记”，培养了一个腐败分子，这也是党在幼年期必须付出的成长代价。
面对湘赣边界大量农民入党的现实，边界特委也有思想斗争，他们最终的回答是：党员的社会出身不是决定一切的，只有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纲领才能决定党的性质。1928年下半年开始，在组织整顿后，湘赣特委举办了多次党团训练班。尽管当时战事频繁环境险恶，训练班每期学习都在一两个月，毛泽东朱德经常到会讲课，与此同时还派出朱云卿、赵尔禄、宛希先、毛泽覃、何长工等军队干部深入区乡帮助洗党。要求党员牢记的六句话是：阶级斗争，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毛泽东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予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会要犯错误的。”在湘赣特委的第二次大会决议案也明文规定：“努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在党内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下级有说话权力，有权对上级提出批评建议，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同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五角即一律五角。
当时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储备粮食，从官长到士兵从领导到群众一起下山挑粮，从宁冈到大小五井往返一百多里，无一例外挑粮。“朱德扁担”不仅是当时情形的生动写照，更是给党立下的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精神标尺。湘赣边党的“二大”还强调了，“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道路。”
这次洗党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眼睛继续向下，身段继续向下，虽然理论上没有重大突破，没有回答无产阶级领导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但实际工作重心已经完全下沉了。在部队里充分发挥士兵委员会作用，官兵一致使党员的作风得到很大改变。在地方上，党组织真正根植于最广大的贫苦农民中间，与过去那种形式上的热闹划清了界限，稳住了根据地的基本盘。毛泽覃上党课时曾经有个比喻：“党支部好像墙脚，政府好像墙壁，军队好像屋的盖料，墙脚是最基础的，墙脚不好就会倒掉。”通过洗党，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敌人来时不至遭受重大损失。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战斗力却增强了。“党员接受任务不讲价钱，服从分配完成任务，提高了觉悟工作很努力。”据刘克犹回忆，乔林党支部“这些党员大部分牺牲了，但他们为井冈山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以后，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这些地方党组织领导群众坚持开展斗争。有的党员开展秘密活动饮冰卧雪40多天，冻掉了脚趾头还在坚持，活着的人们依然经常出击敌人。”
由于认识水平不一，各级党组织在洗党过程中也出现过或左或右的政策偏差。比如有的党组织走过场，把原来的党员原封不动报上来;有的没有进行思想教育，清洗过多;在发展党员上受当时中央左倾机会主义影响，注重工人忽视农民。事实上当时边界并没有什么产业工人，一些小手工业者不过是做工的农民，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欲意发展他们来改变“农民党”的成分无疑是形而上学。在基层农村党支部，对“有钱人的子弟”“知识分子”“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往往不看现实表现加以清洗，即使申请了也“批不上”。等等。
1928年边界的洗党运动，总体来说是健康的有效的。虽然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允许坐下来清理思想，但它触及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即怎么样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所提出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最前沿的现代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现实针对性。党的阶级性一旦被模糊，党内的无谓争斗便突出起来，著名的王佐、袁文才被冤杀就是教训。
来源：郭松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