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通过平等体现出来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三)
井冈山的财政税收是从土地税开始的，虽然在数量上占财政开支的比重不大，但这项工作的意义深远，从理论上解决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财政来源问题。当年的工商业无论规模和经营范围，都只是一个开端，显然还不能通过税收或者利润的形式满足财政开支，但增加的军需物资依然解决了部队的部分需要，实际上等于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以后，从中央苏区，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都沿着这个方向在不断完善，进一步发展成以生产为基础的财政和稳定的财政了。
1928年宁冈征收的土地税比中央的办法规定多收了百分之五，因为中央办法传来时土地税已经在征收中，不好变更，只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了。尽管如此，由于土地革命的胜利，广大农民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远远大于以往，农民对交土地税还是十分踊跃。
宁冈县砻市出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邱老大爷，按规定他应交土地税700斤谷，但他非交1000斤不可，工作人员还劝不住。后来才搞清楚，红军上山前他祖宗三代都是雇农，常年吃的粗糠地皮谷(最差的谷)。土地革命后分到了十多亩田，秋收得谷3500多斤。邱老爷子对征收土地税的态度，是整个宁冈农民踊跃交纳土地税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当时宁冈农民送公粮的情景和反动政府收税的情况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是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支出。当时的生活标准，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伤病员的伙食标准比普通战士高一倍，除粮食外，每人每天油盐柴菜钱一角。有些重伤员一时不能治好需要回家和安置在群众家养伤者，则根据病情发给一定的生活费。县、区以上政府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略低于部队，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三分钱伙食费。而乡以下工作人员则自带伙食完全不要公家开支。
二是教育费。从1927年11月，就开始从革命军和地方党组织中抽出了部分干部进行培训。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红军教导队，学员共计百余人。除粮食和每人每天五分钱的伙食费外，教导队所需的办公经费和设备，如桌子凳子也由红军财政部门开支。此外，还有随后开办的红军小学和女子工读学校开支。
四是其他支出。比如各级政府的办公费，乡一级政府每月20至40元，区一级政府开始规定每月60元，后来改为每月不得超过50元。县一级政府，从节约的原则出发，尽可能将办公费减少到最低限度，三级政府总的办公经费不得超过当地打土豪筹款总数的5%。交通机关的建设费，开始付了经费二百元(四两黄金)，后来就没有了。俘虏兵的遣散费，经教育愿意回家的，依据路途远近，每人发给路费2至5元。民伕脚力费，除了支前的民工外，红军凡有事请民伕，要付给一定的脚力费。标准有时按天计算，有时按路程远近和劳动强度计算。比如从遂川到黄垇每挑一担银元给六吊钱(6000文)，每挑一担布，给布一匹。
那时为了节约用油，毛泽东亲自向全军宣布了一个关于用茶油灯的规定，连以上干部开会可以点三根灯芯，平时一般只能用一根灯芯。按规定，毛泽东办公可以用三根灯芯，但是为了节约用油经常只点一根灯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就是在一根灯芯的茶油灯下写出来的。
根据地的财政纪律是十分严格的。比如“打土豪要归公”，不仅红军官兵要这样做，地方工作人员、赤卫队、暴动队也是这样执行的。每一次外出打土豪筹集的款子缴获的物资都要交专人管理，登记造册，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不准随便乱拿乱用。如果有人违反纪律。一经发现，不仅要追还财物，而且要受到严厉批评和纪律制裁。当时住在宁冈的红军中有一个司务长多次发生贪污行为，屡教不改。后来又一次贪污大洋四十元，为了严明财政纪律教育红军官兵，对这个司务长执行了枪决处理。
一个字，穷。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穷得只剩下精神了。在四面包围“会剿”频频中，红军没有被消灭，反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经济角度看，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经济民主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形成了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平等了才会有人心的凝聚。
三湾改编前长官的四菜一汤肯定没有了，军阀习气雇佣习气也肯定没有市场了。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公开，士兵组织伙食委员会协助干部管理给养和伙食，团以上各级士兵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参加审查决算。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由做事公道办事认真，有一定威信的战士担任，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二是监厨和采买，一般是由正副班长和士兵代表轮流担任。监厨主要是掌握菜勺和开饭时间，给出差的人留饭。采买主要是监督菜金的使用。二十八团迫击炮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这个连的士兵北方人和南方人各占一半，南方人喜欢吃辣椒，南方战士担任采买时就买了很多辣椒，北方战士有意见。而当北方战士担任采买时就一点辣椒也不买，南方战士又有意见。这时候士兵委员会就出面召集大家展开讨论，最后统一意见，不管是由谁担任采买，要做到南方北方战士的生活习惯都照顾到。
红军废除薪饷制，一直过着大体平均的供给制生活。不分职务，不论资历，在生活待遇上一律平等，从军长到火夫都是吃一样标准的伙食。1928年5月红军第一次打下永新县城时缴获不少银洋，每人发了一块钱零用钱，官兵完全一样。很多老战士都记得发钱前毛泽东讲了一次话，大意是我们是保护穷人的军队，不是保护土豪劣绅反动派的军队，他们的钱都是上级装腰包，我们不是。我们从上到下都一样分配，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士兵们见到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官长士兵一样平等，同甘共苦，故而印象深刻。觉得做一个革命战士，生活上艰苦一点，心里却很顺，苦也是甜的。
红军中官兵伕穿着薪饷一样
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这些吃喝拉撒的事情虽小，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穷财政穷办法，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改变了新型军队内部的分配关系，点点滴滴地塑造着这支军队的精神风貌。这其中领导人的模范带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一度发不了草鞋费，有些战士干脆打赤脚，住在宁冈洋湖桥的毛泽东就向房东谢慈俚学习打草鞋，一些干部看到了也学习打草鞋，然后部队里纷纷互教互学，官长给士兵送草鞋还成为广泛流行的时尚。
再比如吃野菜，在步云山练兵时毛泽东看到战士嘀嘀咕咕情绪不高，一了解原来是战士们觉得野菜太苦，难以下咽。开饭时毛泽东端起碗大口吃野菜，边吃边讲，野菜虽苦可是政治营养丰富，吃了它干革命就不怕苦。战士们见状就再也不发牢骚了。
1928年冬天，司务长见毛泽东穿两件单衣还经常深夜工作，就到军需处领一件棉衣发给他。毛泽东当即表示，战士还没穿上棉衣我就不能穿。直到最后一批棉衣发下来了，他才穿上。可是看到房东谢槐福没衣穿，又把棉衣送给了他。房东老谢看到毛泽东整夜披着线毯办公，就送一只火盆和一担木炭。毛泽东后来又把火盆和木炭转送给了一个叫魏殿娘的老大娘。这种关心群众，为他人着想的小事多了，一级影响着一级，财政困难就转化为一种红军文化。
实行供给制只能是生活大致相同，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写道：“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实际上，由于岗位不同，红军的生活待遇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例如，当时规定医院伤病员的伙食标准比一般士兵要高一倍，重伤员又稍高于轻伤员。官长可以骑马，住宽一点的房子(开会需要)。连以上干部晚上办公可以点三根灯芯的油灯等等。
红军官兵对这些规定一般执行的比较自觉，也很灵活。比如规定官长可以骑马，实际上官长很少骑马，一般情况下都是让给伤病员，或者为部队驼东西。士兵也一般将大一点的房子，主动让给官长住。有一些好吃的东西，首先送给医院的伤病员，分配好一点的衣服被子总是先照顾最需要的同志。可是碰到了执行危险困难的任务，情况马上不同了，一般都是争先恐后抢着上。
毛泽东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其重要原因是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到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特别是从白军过来的广大士兵，他们虽然感到红军生活比较艰苦，可是官兵关系和物质分配制度与白军大不一样。前后对比，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他们一到红军就看到这里的一切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完全两样，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不打骂士兵，家在农村根据地的还分得土地，使他们看到了光明找到了希望。民主和自由不是个空洞的口号，它是体现在平等待人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的。说话管用，他才会去说。参加管理，他才会有当家作主的责任感。
这种民主风气传到白军，在那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白军官兵拖枪起义的不断发生，有一个叫曹福海的白军士兵，曾经三次被俘虏，三次被释放，最后动员十几个白军一起参加了红军。龙源口大捷以后，敌三军的一个连长张威，带领一百多名士兵投入红军。在根据地看到红军内部官兵一致的生动景象，他在茅坪八角楼墙上写下了这样的标语：“各位同志，我们从前是三军的兵。现在我们反水带枪当红军，饭有吃，衣有穿，谈平等，自由多。”
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都是肉长的。种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事情看的多了，形成了风气，物质变了精神，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就建立起来。谁也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战士，谁也都有可能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因为，革命是一座大熔炉。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