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11月至1932年9月，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几年征战，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已经连成一片，苏区扩展到30多个县境，建立了24个县苏维埃政府。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
【“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自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
会前，博古本想把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职务一并取消，但由于早在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的名单中，已将毛泽东列为第十号，所以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还是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同年10月王明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于是通过博古掌控着1931年到1934年期间的中共实际领导权。
这种轻而易举的夺权，从组织上说是、当时各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还离不开这个保姆。深层原因还是在于中共本身的幼稚，认为他们在理论上确实“有一套”，大家都希望革命能够通过理论设计尽快胜利，少吃苦头少走弯路。
然而愿望毕竟是愿望，现代性偏偏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理论只能来自实践本身。
毛泽东那一阶段在忙什么呢？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说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主要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显然是一种毛泽东风格的调侃。
其实毛泽东是在忙着调查研究。
心情郁闷情绪不佳是人之常情，在肺病复发期间，他先后在永定的牛牯朴、上杭的苏家坡、瑞金的东华山养病一住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卧床就是到附近的村庄去搞调研开座谈会。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多亏了贺子珍做翻译，帮了他很多忙。
戎马倥偬间他也丢失了一些调查报告。他曾痛心地说：
【“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其实在井冈山，还有一篇《宁冈调查》也遗失了。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寻乌调查》（1930年5月）
《兴国调查》（1930年10月）
《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
《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21日）
《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
《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蛰声海内外。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自毛泽东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兴国调查》，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是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他在转移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木口村调查》是毛泽东行军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作的一次最短的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也提出的疑问：“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提出了政策界限。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管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作?遇到众多的工作障碍后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
除了调查外，毛泽东在养病期间用大量时间来读书。他并不拒绝理论，相反他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家，一生提出过许多新概念，只是他从来没有把理论当作教条。
多年以后，毛泽东曾感慨：
【“一九三二年秋天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