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10日，我开始写日记，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阴。我写道：“四年前的某一天，在课堂上，小学老师袁世存向我们介绍记日记的意义和作用，要我们很好地记日记。我当时在班里第一个照他说的去做了。可惜两个星期以后就半途而废了。这次一定要坚持。”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我还写了“生活犹如大海”、记录“沸腾的生活”之类的文字勉励自己。那时的日记我一直写到1965年进厂做工，有几本已不知所终，有几本倒是翻箱倒柜时被我重新发现。阅读一个甲子前的文字记录，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考试结束后与同学相约在浦东泥墙圈张家浜河里的一次游泳，又比如冒雨在东昌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去吴泾塘湾参加三秋下乡劳动，暑假去一次宁波乡下等等，尽管琐琐碎碎日常平凡，读来却常常忍不住掩嘴而笑，倍觉亲切。在许多寻常小事的记录中，有时也折射出一些如今已被淡忘的大事件。
有学者认为：“与回忆录相比，日记是原始、新鲜的；而回忆录却是事隔多年之后写的，原来的情境与心态已经彻底变化了。所以回忆录对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总要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筛选，会有侧重、夸大，也会有隐晦。”（马忠文：《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的最好途径》）我深以为然。我撰写的多篇非虚构文字，正是留存的几本当年的日记为我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和线索。
除了日记，我的文字表达形式还有书信。在电话、电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书信是亲人、同学、朋友之间传达信息表达感情的最好方式。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代姆妈给宁波乡下的外公外婆写信，外公外婆从乡下来信也是由我结结巴巴读给姆妈听。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知道书信中的文字含有太多的内容。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写信，暑假时同学之间的暂时分离，因为彼此念想，会写信互诉。向报刊投稿，也会向不相识的编辑诉说发表的渴望。写信最多的时候是在我的恋爱期。尽管我和殷慧芬在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但是书信文字可以表达的情意似乎比见面时口头诉说得更多，有些带有甜蜜浓情的言辞相见时彼此还有些羞于启齿，在书信的字里行间往往更肆意。我们结婚后把这些情书集合放在一起，有厚厚的几摞。再以后，竟被当年才四五岁的儿子在床底下的纸箱里找到，他不知是何物，用来折叠纸飞机，在阳台上放飞。待我们发现时，及时抢救了还没被他飞走的一部分。
1986年，殷慧芬参加由茹志鹃老师创办的上海作家协会第一期青年文学创作会，去浙江宁波南溪近一个月，我和她有十多封书信往来，除了探讨她那时正在写的小说之外，她还告诉我那些年刚崭露头角的孙甘露、金宇澄们的一些趣事。彼此诉说较多的是相互牵挂的日常生活琐事，比如她在信中诉苦：“吃的方面不太理想，我在这里要受苦了，而且你只有给我五元钱……”我回信说：“我很内疚，你走时，没给你买点吃的，钱又那么少。后悔莫及……苛刻了自己，还要苛刻你，实在是太对不起了……”读着这些字句，恍然重现当年捉襟见肘的拮据日子，不禁扼腕苦笑。
这样的书信文字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至今存有萧乾、鲁彦周、白桦、徐光耀、左泥等前辈作家和王安忆、叶广芩、陈村等同时代文友的书信，弥足珍贵。本世纪初，由于E-mail和微博、微信的迅速发展，书信才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即使如此，王火、邵燕祥等老师仍然喜欢用手写书信，一直延续到2017年。这些难能可贵的书写手迹成为我写《火凤凰》和《局外树》的重要素材。日记和书信，文字的记录，岁月留痕。较之口头表达的语言，它无声，却可以存在更久，更加具备史料价值。
来源: 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