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李德承担吗？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五)
曹征路
从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就住在庐山，请的首席顾问也是德国人赛克特，使用的战法也是“堡垒主义”加“保甲连坐”。战术上取守势，战略上取攻势，五天一进十里一推。加之100万军队100架飞机，所以这一次围剿完全按蒋介石的意图在打。
1933年9月中旬，肖劲光曾经电报建议，“应将主力撤到两翼侧击敌人”，博古李德回电：“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
9月25日，敌三个师分别压来，肖劲光部六七百人根本无法抵抗，黎川失守。
为了对抗赛克特的堡垒，肖劲光受命匆忙组建的红七军团还不到一个月，受命堵在浒湾以北，李德严令“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红七军团死守一天一夜，红三军团赶来援助时，敌人援军也到了，死死咬住红军。就这一天惨烈拼杀，红军伤亡1300多人。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经两次通过周恩来、朱德向中革军委和博古、项英建议，不要纠缠敌人的碉堡群，部队应该跳到外围去，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歼敌。
为了逃避失败的责任，他们甚至将肖劲光抓起来公审并判以重刑，理由是“放弃阵地，畏敌不战”。接着又利用这一事件在红军中展开“反罗明路线斗争”。
周恩来三次致电博古，“蒋介石兴师入闽，红军应在资溪通往光泽的路上痛歼蒋军，声援第十九路军。”
其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纷纷发表看法，毛泽东还亲自找到博古，建议借此良机跳出包围圈，到四省交界的地方去。
彭德怀在前方发电报，建议向浙、赣、皖边界突进。
临时中央内部也有人要求博古李德，应该尽快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军事同盟，互相支援作战。
“闽变”消息传到南昌行营的当天夜里，蒋介石捶胸顿足：“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此奇变，痛心之极。”
然而博古等人面对呼吁建议，斥之为“幼稚，冒险，看不清敌人的滑头。”
项英在讲话中也附和道：“蔡廷锴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即使与他们握手的时候，也要骂他一句反革命。”
福建方面在重兵压境之下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急赴瑞金，要求红军出兵拦击。博古等人不但搪塞敷衍，反而将红军从东线西调，到乐安、永丰一线去打碉堡。于是蒋介石的讨伐军趁机大踏步地越过资溪、光泽一线，进逼福州。
等到福建人民政府岌岌可危了，博古等人才意识到在解决了十九路军以后，敌人马上会掉过头来合围苏区，这才命令红三军团入闽作战。
2月9号，红九军团在小鸡公山、熊家寨打到弹尽，被迫向广昌撤退;2月24号，红一军团一部在三甲嶂连战三日，付出重大伤亡;3月8号到17号，红一、三、九军团与敌北路军主力激战，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3月23号，红七军被敌击败，伤亡近1000人，归化失守。
到了3月下旬，红军被压缩到广昌、建宁一线。蒋介石、赛克特终于看到红军被挤压在一起，兴奋异常，命令陈诚指挥11个主力师进逼广昌。其目的是拖住红军，等各路军队赶到，诱使红军决战，一举拿下苏区。
博古李德只知道大门一开，腹地难保，把红军四个军团都调过来，也准备决战，喊出来的口号是“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广昌”。
尤其糟糕的是，因为红军指挥员对李德严重不满，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已经多次与李德发生冲突。
博古又对军事完全不懂，就决定自己负政治责任，李德负军事责任。在关键时刻改变指挥系统，下令取消前方中央局和一方面军总部，由中革军委领导各军团。
周恩来被冷落在一边，在瑞金留守，博古李德亲赴前线督战。
4月20号，陈诚的两路纵队已经合拢。21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发布动员令：“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26号，李德以前线司令部名义下达命令：“红军的唯一任务是坚守广昌，誓与敌人绝一死战。”“不论哪支部队，只有受命后才能撤退。”也是同一天，陈诚下达了合攻广昌城的命令。
28号，广昌失守，红军阵亡5500多人，负伤也在这个数字以上。第二天晚上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各军团负责人无不愤慨，彭德怀大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听到翻译解释了这段话，李德指责他：“封建，封建。”
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博古李德都抓住“筠门岭失守”不放，下令将22师政委方强关进保卫局审查，又将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等7名干部送军事法庭审判，并迅速枪毙两人，其余判处徒刑。而对他们自己亲自指挥的“广昌失守不予追究，”
然而这些小动作已经掩盖不住内心的焦虑，李德此前那种威严神态再也摆不出来，常常闷头盯着地面，目光呆滞游移不定。
1934年6月下旬，博古在下肖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成立“最高三人团”，此后不到十天，国民党军以31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瑞金开来，实施蒋介石的“铁桶计划”。10月6日，各部队陆续接到行动命令和编队序列，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
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
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其实斯大林早就不同意共产国际向中国派代表。他曾经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这其中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更多的内在原因乃是中共仍未摆脱幼年期依赖。
到了决定转移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在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当张闻天批评博古“不该重用李德，要有点自己的主意”时，博古反击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无奈，又引用斯大林予以反驳……
中共真正脱离幼年期要等到1942年“皖南事变”之后。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