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走上长征路，一走就是两万五，当然是被迫的。
疑问一：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是不是被迫转移?难道不是经济崩溃造成的吗?
可是他们偏偏不说1933年苏区粮食增产、1934年丰收在望，也不提苏区的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更不说事实上苏区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特别不愿意提到的是，国统区这几年间发生的军阀混战，有没有给人民带来痛苦，经济有没有崩溃。
那么为什么中央苏区没有“经济危机而自行崩溃”呢？
还好，他没说毛氏兄弟贪污了这笔钱。
他们忘记了，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布告几乎是同时面世的，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抗日《九一八宣言》;就在中共满洲省委发出这份抗战宣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5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发布。
偏偏这些党史专家不理解，故作天真地忘记了蒋介石要“攘外必先安内”。至于转移目的地不断改变、行军路线绕来绕去，同样是为了生存，避免与敌正面拼消耗，在这些“专家”看来红军跳进蒋介石的包围圈才够得上“标准抗日”。
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在行军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1935年5月18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同时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率中央及军委机关四十余人，则步出镇外两里多，等候张国焘的到来。其中，周恩来在过雪山时感冒，王稼祥久伤未愈，两人都抱病出门，中央对此次会面的期待与郑重可见一斑。
首先，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张国焘明确表示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周恩来语)，尽管遵义会议时思想不通，但组织决议一旦通过他就要坚决维护，所以驳斥了张国焘。
其次，他单独请聂荣臻、彭德怀吃饭，许愿拨一两个团补充一、三军团。这些小动作自然瞒不过这两个人，只能是饭照吃，哈哈照打。第二天陈昌浩又找聂荣臻谈一次话，碰了个软钉子。
经过古田会议，两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已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已经退化成张献忠一类人物了。
张国焘1931年初到鄂豫皖时红军兵力2万余人，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8万余人，扩编为四方面军。1932年底根据地被击破退到川北时剩下不到15000人，但这其后两年多的时间正是各地闹饥荒要造反高峰期，部队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
杨尚昆说这个“宝”实际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搞出来的密码手册。所以张国焘说要南下，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也认为，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这种“进攻路线”反过来又助长了部队对中央的不满。
张国焘已退化成张献忠一类人物了。
1935年7月18日，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就变卦了。
他在毛儿盖地区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紧急会议，公开宣布党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审查党的“政治路线”，要求红四方面军一批干部提拔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不少与会者本着团结愿望，希望张国焘能够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红九军军长何畏尤为出格，居然骂张闻天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其实在这之前何畏就已经用枪威胁过毛泽东、周恩来一次。当时幸亏徐向前出手，子弹打在天花板上。
会议最后，张国焘说：“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博古说，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张国焘指着博古的鼻子骂博古是党的败家子，不配谈军事。接下来，毛泽东等人对张国焘都进行了说服和争取，只是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朱德前去看望张国焘时，张国焘便对毛泽东也开始人身攻击。
毛儿盖会议会址。
1935年8月21日，中央与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草地，等待张国焘等率领的左路军前来会合。
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却于当日再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等地，并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
接着在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
此后朱德便明白了，只有保住这支红军队伍，才能把张国焘带回去。
这以后，又有几个历史细节值得玩味：
一个细节是：
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刘伯承很想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交流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要保住红军不分裂。
张国焘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是他认为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对毛泽东不满，只要切断他们与中央的电台联系，就可以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
没想到贺龙借口部队损失大，要求张国焘补充兵力，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另一个细节是：
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带右路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
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飞马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知道问题重大，立即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
徐向前（左）与叶剑英在陕北。
第三个细节是：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
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担负起警戒，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
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但这个处分没有通报全党，只是在军以上干部中传达。
说白了就是，共产党不能分裂，红军不能打红军。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而张国焘似乎还够不上这个档次，他是无所谓路线的，也不在意提出什么纲领，仅仅是因为人多势众就把自己当成江湖老大。
这已经是历代农民起义老套路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启迪：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