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注意到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生活细节：几天没出门，忘记吃饭，棉鞋被火烧穿，写累了就握几下石头，写作时几度昏厥，等等。又有很多人谈论到《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都是对的。但很少有人研究毛泽东写作时的个人心境，1938年春天的毛泽东经历了怎样内心煎熬，以及这种煎熬对于思想的迸发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十二月会议”的影响。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期间毛泽东很少公开露面，仅仅是去抗大讲课。
大家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都表态“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能不服从吗?
这期间毛泽东分别找几个负责人谈过，希望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毛泽东希望大家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
其次是毛泽东家庭变故的影响。
贺子珍1937年8月离开延安，先后在西安、迪化住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决定去了苏联。
贺子珍是个优秀的女性，18岁就上了井冈山，这年才28岁。她个性刚烈独立，要求多学习多做工作，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看不惯延安的周末舞会，与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发生冲突，也属于正常反应。但她没有想到自己负气出走对毛泽东的精神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对她说的三次流泪，其中一次就是她在长征途中的负伤，都没能打动她。
这期间因为贺子珍的出走，他在延安城里的房子，很久没回去，但还专门托人捎给贺子珍一个小箱子，放入一些贺子珍常用的小东西。同样性格倔强的毛泽东还多次请人说情，显然是想通过这些方式挽留贺子珍，可惜都未能成功。
毛泽东问：难道我们就此分手?贺子珍答：就此分手。这不能不令他倍受煎熬。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与此同时，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是延安一批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的，当时主要是围绕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行讨论。因此，他决定先在这里讲一讲。可是开讲就一发不可收，因为它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最迫切的问题，迅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最迫切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战局。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这一事件，对于国共两党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亡国论”再次抬头。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通过日军在交战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毛泽东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基于这一认识，中共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议国民党采纳。总的方针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准确预见。
说《论持久战》的巨大影响要从横竖两方面看。
横着看是指国内外的迅速反应。
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当时海外报纸的评论是：
在日本，《论持久战》甫一发表，就被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以惊人的速度介绍到了日本，同年9月《论持久战》日文版在《改造》杂志10月号上全文登出，紧接着，11月号又登出了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时标题改作《抗日游击战论》)。
事实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中就写道：
蒋百里是民国公认的军事理论家，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他在1938年1月刚刚发表过《速决与持久》，这位得到过日本天皇御赐佩刀的蒋百里先生是1938年11月去世的，可他的作品在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在日本被介绍过。这一点杨天石可能故意遗忘，或者装不知道。
“《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并不会打仗，而且他一辈子都很少摸过枪。但是中国革命使他不得不去学习战争，研究战略和战术问题，思考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从“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上升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升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从“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上升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运动中主动歼灭敌人”。这些战术层面的理论总结是他一直都在做的工作，他甚至还写过短文总结出“袭击”的十八种方法和十二条秘诀。
毛泽东是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把最前沿的科学理论融为一体，对军事科学所作的全面阐述提升，既是实用的又是前瞻的，既是军事的又是哲学的文化的。在战略层面，毛泽东对小胜与大胜、时间与空间、防御与攻击等等辩证关系做出了梳理，同时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不是片面保存土地。在此基础上“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就构成整个抗日战争的基本谋略了。
如此高瞻远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时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余致浚写道：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
以一般常理推论，在敌我双方交战的时刻，把自己的军事谋略公开发表是不明智的。而《论持久战》恰恰在这一点上突破了常规，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中国取胜的秘密即使告诉日本，他也学不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这样，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国民党永远学不了，因为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事实上毛泽东也建议过蒋介石，采用外线配合内线作战策略，蒋介石也没有采纳。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把人民当作上帝，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章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他认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抗日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民的现代化问题，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很多年以后，毛泽东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还多次表示应该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日本侵略者把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打醒了，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这固然可以看作毛泽东式的幽默，其实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着的历史辩证法思维方式。
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日本之所以认定“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是建立在文化分析上的，它认定中国的统治者不会抵抗。它认为自己比中国优秀，因为日本是“西方的好学生”。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更是把这种可耻的投降，当作欺凌他人的资本。
反观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因为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毛泽东激情澎拜地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