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忠谟先生（1905-1974）遗著、傅熹年先生整理刊行的《古玉精英·古玉掇英》，不仅仅是一套藏品图录，而是一部凝聚傅氏几代家学积淀、耗费傅忠谟先生四十余载收藏研究心血的古玉研究经典。书中既收录了经傅忠谟先生严谨鉴藏的千余件历代玉器精品的高清大图，更融入了其对古玉材质、工艺、断代、文化内涵等的系统性思考，既是收藏家毕生求索的心血结晶，更是填补20世纪古玉研究空白的扛鼎之作，堪称打通文物考古、工艺美术史与通识文化的重要著作，为当代古玉研究树立了“实物实证+文献互证”的学术范式。
父子接续，补证遗稿成定本
该著的成书之路，是一段横跨半世纪的学术坚守与文脉传承史诗。傅忠谟先生出身版本目录学世家，其父傅增湘（藏园先生）为近代国学大师、藏书大家，毕生致力于典籍校勘与善本收藏。傅忠谟自幼浸润于藏园的典籍海洋，随父研习版本目录之学，练就了对文物真伪、年代辨别的极致鉴赏眼力——这种基于典籍考证与实物比对的眼力，成为他日后古玉研究的核心根基。自1925年起，傅忠谟先生将研究重心从典籍转向古玉，以“佩德斋”“抱璞庐”为收藏斋名，历时四十余载，有计划地搜集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千余件，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他重点收藏了唐、宋、辽、金、元等中古时期的玉器，弥补了当时考古发掘中中古玉器出土稀少的短板。在收藏之余，他更深耕古玉发展脉络与鉴定要领，撰写了万余言的古玉研究提纲，1960年代前期在文化部文物局举办的古玉鉴定训练班授课。1972年之后文物之禁初弛，傅忠谟先生虽曾勉力增补，但文物、书刊不复寻，难以完成，1974年赍志而殁，仅留下一部三万言的残稿——这份未竟的学术遗愿，成为傅氏文脉传承的重要牵挂。
1978年，傅忠谟先生之子傅熹年先生（后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不忍其父毕生心血湮没无闻，在夏鼐、启功、宿白等学界泰斗的鼓励与具体指导下，毅然肩负起整理遗稿的重任。傅熹年先生秉持“存其真、补其缺、证其误”的严谨原则，展开了耗时数年的整理工作。对于残稿中清晰的核心观点与学术体系，他严格遵循原稿表述，不做任何主观修改；对于原稿中因时代局限未及佐证的观点，他结合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最新考古发现（如1980年代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1983年河南省光山县黄君孟墓出土玉瑗等），增设补注进行佐证；对于原稿中引用的文献资料，他逐一核查出处，规范引文格式；对于残稿中缺失的藏品说明，他依据家中留存的藏品照片、拓片，补充了百余幅彩图版与线描拓片，让藏品信息更完整。经他整理，三万言残稿被扩充至十万言的学术初稿，后应出版需求，又反复打磨缩编为适配图录体例、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四万言定本。此次出版的《古玉精英·古玉掇英》中收录的近千幅彩图版玉器，尽数为傅忠谟先生旧藏，直观展现了中国古代玉雕工艺的演变轨迹。而跨越时代的学术传承，又让著作自带沉甸甸的情感分量。
为古玉研究建立学术范式
《古玉精英·古玉掇英》的学术价值，是它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古玉研究的沉寂，构建了完整且严谨的古玉研究体系，为该领域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尚无出其右者。当时，国内古玉研究处于“重收藏、轻研究”的状态，公开刊发的学术论文很少，系统性专著更是寥寥，学界对古玉的断代标准、工艺演变脉络、文化内涵的探究多停留在零散的经验判断层面，缺乏统一的学术范式。
傅忠谟先生以四十余年过目十数万件玉器的经验为根基，跳出单纯的器物鉴赏窠臼，从玉材定义、工艺起源、功能演变、风格流转等维度，系统梳理七千余年玉雕的发展脉络。在玉材研究上，他厘清了现代矿物学名词玉与中国古代典籍中所指玉的区别，指出：“在古代，凡较坚硬而质感润泽的石材，都可联系上这类表面特点而称为玉。”在功能演变研究上，他通过对史前玉琮、玉璧等，商周玉圭、玉璋等，秦汉玉玺、玉葬器等，唐宋玉饰等实物功能的对比，认为汉以前的玉器是代表贵族身份和供礼仪之用的，汉以后，对玉的珍视思想和在某种场合必须使用玉器的观念就作为封建礼制的一部分而固定下来。到唐代，玉器在礼仪方面的作用大为降低，礼器制作粗率，徒存形式，但对玉器的热爱却作为传统观念继续存在和发展，其代表性玉器是生活用器和装饰品。宋元以后，玉器享用面在扩大，中小型玉饰、玩物对中层以上市民和庶族中小地主已不再是不可企及的奢侈品或违禁品了。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了玉雕有“实用石质工具”（史前）、“王权礼器”（夏商周）、“道德象征”（春秋战国至秦汉），以及“世俗化工艺品”（唐宋以后）等多面特征，更可看到这一演变轨迹与中国古代礼制完善、儒家思想传播、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进程深度关联，首次从学术层面揭示了中国玉雕独步世界的核心根源——并非单纯的工艺精湛，而是与中华礼制、文化观念的深度融合，让玉雕成为承载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物质载体。
《古玉精英·古玉掇英》收录的玉器均为精品中的精品，现已入藏于博物馆，且很少展出，寻常难得一见。傅熹年先生请人将重要玉器拍摄成高清大图，很多还配有拓片，让玉雕细节分毫毕现，观赏感极佳。该书按照朝代顺序分为八章，每章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文字主要介绍该时代的玉器类型，以及该时代的雕工技法、图案纹饰等，第二部分配以该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彩色玉器图片，并加详细注释。
在很大程度上，雕工技法会成为鉴别玉器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宋代出现的刻发丝线文字的技术，这在前代是没有的。此前刻文字用铊或者细线，到宋代才有用单线双钩成字的，用的是所谓金刚钻。另外，纹样、题材等也会成为判定玉器年代的因素。汉代盛行谷纹、蒲纹、云矩纹、钩云纹等图案，而云螭、天禄辟邪、兽面和四叶、六叶等动植物图案在此期全部淘汰，但是北宋后期仿古之风兴起时，又重新出现。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全新的极为丰富的装饰题材，纹饰有卷云纹、如意云纹、水波纹和卷草纹、莲花纹、连珠纹等。人物、动物、植物等形象都有较大改变。傅熹年先生说：“这些具有写实风格的装饰题材，雕琢在形式多样、装饰性很强且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玉器上，和汉以前以定型的图案去装饰规格化的礼器和表示等级差别的服饰和佩饰，在风格、面貌上是很不同的。”
冰冷玉石承载文化温度
傅忠谟先生在残稿中坦言，自己著书立说并非为博收藏界、学术界的虚名，而是不忍毕生所见之古玉精英湮没无闻，不忍毕生所悟之鉴定心得失传于世，更希望以此抛砖引玉，重振古玉研究之风。这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赤诚守护，贯穿全书的每一处细节——无论是对每一件藏品工艺的精准描述，还是对古玉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都饱含着一位研究者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敬畏。而傅熹年先生在整理过程中，更展现了老一辈学者谦逊严谨的治学风骨：他在书的《整理说明》中自称“熹年寡学……深恐不能正确表达先父学术观点”，将整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疏漏谬误尽数归诸己身。这种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与傅忠谟先生“尊重实物、敬畏历史”的研究初心相互辉映，让冰冷的玉石器物承载了代代相传的文化温度，让厚重的学术著作拥有了打动人心的人文情怀，也让傅氏父子“坚守文脉、传承学术”的精神得以彰显。
（作者：李静，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总编辑、编审）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