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敏（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通过观测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一套时间认知体系，用以把握一年之中时令、气候与物候的变化规律。何为“节气”？在古汉语中，“节”字本义为竹节。竹节是竹子生长所形成的分段节点。由此联想，时间流程中那些关键而具有转折意义的点，正如竹节使竹身挺拔不倒一样，可被称为“节气”。一年之中，因有“节气”而秩序井然，为农耕活动提供了时序依据。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份对应一个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序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社会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时间认知体系在国际上获得了“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之美誉。
古人观察到“节气”使自然秩序井然、生机盎然，故效法天地之法则，认为个人也应在生命历程中确立德行规范，这种人格上的持守即为“气节”。因此，“节气”一词也往往被引申用以表征“气节”，指个人的志向与操守。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春夏秋冬始终遵循其固有规律，从未紊乱。立春，东风解冻；大寒，凛冬将至。这种“应时而至、如期而来”的特性，体现着宇宙间最根本的“信用”与“公正”。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时间认知体系，与民间习俗相融合，与人的道德属性相通，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凝聚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呈现于各类图纹中。春夏，是一年四季的起点、农耕的序章、季候的律令，包含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等十二节气。此外，春夏节气还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立春的“一年之计在于春”，鼓励人奋发向前；惊蛰的春雷，唤醒人潜藏的认知自觉；清明的气清景明，涵养着慎终追远的美德……
清乾隆时期的斗彩婴戏图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
立春 雨水 惊蛰
立春，是节气的起点，象征万物复苏与春耕之始。牛、龟、童子等图纹，便在这节气里各有所寄，打春、咬春、演春、赏春、迎春、闹春……好不热闹！牛，农耕文明最虔诚的力士，埋头于田垄，脊背上驮着春耕伊始的分量。如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唐代陶牛，虽经千年风沙，仍保持开犁的姿势。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战国黄金双牛配饰，将“春牛”的形象浓缩为牛头。双牛相对，或许还暗合了“艮”卦辞冬迎春的转折，阴阳交泰，阳气自此上升。后来，这或单或双的“春牛纹”便印在历书扉页，贴在千家万户的门上。还有那青衣青帽的童子，一度穿行在旧时街巷，挨家递上一张“春牛图”，道：“春来了！”提醒人们：莫负春光，莫误农时。在新疆若羌出土的宋代瓷碗上，童子图安然如昨，这碗中曾盛过多少碗立春的饭食，图中童子的笑意里又藏着多少人对春耕的热望。
《淮南子·天文训》曰：“（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此时，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故取名为“雨水”。雨水有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春回地暖，秩序回归。水獭将捕捉的鱼陈列岸边，仿若祭祀；大雁成群北归，一字横空；天地之交，草木随地中阳气升腾而悄悄破土抽芽。因此，鱼、鸿雁成了这个节气的标志性图纹，雨则是这个节气的见证。如和田出土的唐代陶鱼，静卧千年，潜跃之间似乎还有一场未落的春雨；又如昌吉出土的西辽双鱼铜镜，两条游鱼相互追逐，暗合阴阳调和之理，雨水相济之象，尽显欣然相逢之悦。
清代藕荷地双面绣瓜瓞锦长衬衣料 新疆博物馆藏
《淮南子》有言：“（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自雨水行十五日，北斗指甲，雷霆始发，如惊醒天地万物的号令。冬季沉埋于地底的蛰虫，立春时尚有未醒者，至此全然醒觉。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其间北方讲究吃梨，南方讲究“祭白虎”。故而，雷纹、虎纹、鹰纹均是这个节气的标志性图纹。
雷纹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纹样，其形态多可追溯至商周青铜器上回旋曲折的云雷纹饰，宛如天声降临人世的余韵，凝重深远。它并非单纯以形摹写雷声，而是对不可言说之力的象征性表达：当春雷滚过苍穹，人心中的郁结似也随之震落。雷纹所拟，比之节气，非声，而是势；非形，而是令。鹰纹藏着另一重玄机。惊蛰第三候，“鹰化为鸠”——猛禽敛翼，布谷始鸣。古人不知物类代谢，却以诗意的误读完成了对节气的礼赞：杀伐之气悄然消隐，催耕之音渐起。如新疆阿拉沟出土的战国至汉时期的虎纹金牌、对虎金箔带，沉寂千年，至今依然可见雷霆乍惊时，猛虎被请出守护的姿态。以威镇邪，以猛御凶，虎纹是惊蛰时借来的力量，是人与天地间的防身之誓。
雷动于天，虎镇于地，鹰变于春。三者同出于惊蛰：万物苏醒，人心向明。
新疆昌吉奇台出土的西辽双鱼铜镜
春分 清明 谷雨
《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明史》阐释：“分者，黄赤相交之点，太阳行至此，乃昼夜平分。”斗柄指卯，春分体现“平衡”之仪，是一年之中最为均衡的时刻，昼与夜各据其半，寒与暑互不侵扰。春分有三候：一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可见，玄鸟纹、雷电纹、太极纹是这个节气的标志性图纹。春分时，民间有踏青、放风筝、簪花、喝酒、竖蛋、粘雀嘴的习俗。
纹样之中，亦蕴含平衡之道。双鸟相对之形，乃是对“阴阳平分”这一概念极为古老的视觉诠释。战国至汉代的青铜器与丝织物上，对凤、对燕常占据主体位置，彼此相望，恰似昼夜虽各守其域，却共处同一苍穹。新疆洛浦出土的连体双鸟木雕，以及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联珠对鸡纹锦，均以成对形态，定格了“天地和同”的瞬间。
龙亦顺应天时而动。《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值此春分，龙自深渊跃起。而“鸟龙卷草纹”更似将三候意象融于一体：鸟象征阳气居上，龙代表阴气在下，卷草萦绕，恰似草木初萌。一纹之中，阴阳各安其位，交融互济。
所谓昼夜均分，寒暑相平，鸟雀双飞，苍龙始现。春分虽默然无声，但却于万物生息之中，彰显天地至公。
清明取意“天清气明”，名称与此时天气、物候状况的特点有关。《国语·周语下》记载，一年分“八风”，其中“清明风”对应于八卦中的巽卦，象征阳气上升、万物齐生。《淮南子·天文训》有云：“清明风居巽，巽为绳直，故万物至此皆整齐清明。”《礼记·郊特牲》载：“黄目，郁气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气之清明者也。”可见，清明与礼器上的目纹装饰有关。清明节气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鴽，三候虹始见。此时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其间，民间有戴柳、蹴鞠、打秋千、斗鸡、马球、饮桃花酒、植树、吃馓子等习俗。可见秋千、眼目、孔雀等纹样是清明节气的标志性图纹。
新疆托克逊阿拉沟古墓出土的战国到汉代虎纹圆金牌
在传统文化中，孔雀被视为吉祥之鸟，其尾羽所具的眼状斑纹形似“目”形。在五行中，“目”属木，象征春季。清明时节气候清朗、景物明净，与孔雀开屏的生机意象相契合。如新疆和田约特干出土的清代黄铜孔雀，寓意春和景明，万物生长。
《淮南子·天文训》曰：“（清明）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谷雨有三候：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浮萍破水，布谷振翅，戴胜鸟落于桑树。雨生百谷，春色渐老，夏意潜萌，去故纳新，吉瑞萌发。
民间有“春雨贵如油”“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俗语，农人争相播种，不敢耽误春耕的天时；沿海渔家有“祭海”的讲究，祈愿鱼虾满舱；谷雨又有赏牡丹的习俗，民间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其间的茶为雨前嫩芽，一芽一叶，所喝的茶被称作“谷雨茶”。谷雨处于春末，既有蝴蝶翩跹的实景，又承载着“雨生百谷、文明萌发”的祥瑞寓意，能与神话凤凰的“文明象征”自然衔接，纺织品中的“飞凤蛱蝶”图纹，构成“神鸟引领，凡虫相随”与“天地交融，华美共舞”的画卷。可见，戴胜衔绶，牡丹纹、采茶纹、五毒纹、飞凤蛱蝶纹是这个节气的标志性图纹，体现在唐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戴胜衔绶鸾鸟联珠纹锦、唐代吐鲁番飞凤蛱蝶纹锦等文物中。
立夏 小满 芒种
《淮南子·天文训》曰：“（谷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音比夹钟。”立夏，万物繁盛。相传，周朝时期，天子亲率文武百官，身着朱色礼服、佩戴赤色玉饰，食赤豆，至南郊举行迎夏仪式，表达对五谷丰登的祈愿。这不仅是仪式，更是一种对“繁盛”的主动参与。民间则盛行“尝三新”之俗，即樱桃、青梅与麦类（亦有以苋菜、黄瓜等时鲜替代者）新熟初上市，是谓“立夏见三新”。农谚云“立夏三朝遍地锄”。此时，杂草与禾苗相竞而生，演变出一场分秒必争的资源争夺。立夏有三候：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喜阴的蝼蝈得以鸣叫，喜阳的草木得以拔节，藤蔓植物开始快速攀爬。立夏的阳气，同时成全了不同生物的“本性”。青梅、太阳、瓜瓞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图纹，常见于织锦、陶器、瓷器、青铜器之上，寓意万物滋生、地气通达、子孙昌盛。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的人面太阳纹青铜镜、清代藕荷地双面绣瓜瓞锦长衬衣料，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的火纹罍等。
立夏之后十五日，北斗斗柄指向“巳”位（东南方），此时为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苦菜繁茂，黄花遍野。旧时荒年，苦菜盛，意味着即便歉收，亦有野菜可保命；靡草感阴而生，入夏畏阳，为禾谷腾出生长空间，将养分让予人类赖以生存的谷物；小满刚至，小麦籽粒饱满，将熟未熟。
关于小满之名，民间有两种说法：一曰雨水之盈——南方江河渐满，农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二曰麦粒之满——北方小麦灌浆乳熟，但尚未大满，故以小称之。小满节气有祭车神、祈蚕节等民间习俗。麦穗纹、谷纹、桑蚕纹、白龙纹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图纹，多见于瓷器、玉器、服饰之上，寓意丰收在望、如战国夔龙谷纹青玉璧、宋代青花麦穗丰收纹罐、民国初期的麦穗纹燕尾服上的纹样。
小满，意在将满未满，希望大于实有，是对丰收愿景的期冀，小满即安，乃见丰登，是有节制的期盼，包蕴着中国式的智慧。麦穗保留青芒以等待最终的阳光，土地存蓄肥力以滋养来年的种子，人怀敬畏以面对未知的天时。这种“不求盈满”的智慧，使丰收不至于成为一次性的狂欢，而成为年复一年、可期的循环。
《淮南子·天文训》曰：“（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芒种是典型的农忙节气，寓意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所谓“有芒之麦可收，有芒之稻可种”，反映抢收抢种与送春迎夏的双重时令意义。芒种时节，民间有安苗、煮梅、送花神、“梳秧节”等多种习俗，因此，马纹、插秧农忙景象，或女子祭祀花神的场面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图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的魏晋至唐时期的马形陶烛台、明代陈洪绶的《调梅图》、天津博物馆藏的清康熙十二月花神诗文杯等。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马匹作为关键劳动力，承担耕作与运输等核心职责。其形象便自然与农事最为繁忙、最需畜力支持的节气相关联，象征着勤劳、奋进与丰沛的生产力。中国古代的天文星象与时空哲学体系中，动物纹样往往与方位、季节等因素相对应。马在十二地支中属“午”，对应正南方、正午时分以及盛夏的鼎盛阶段。芒种节气正值阳气鼎盛、万物繁茂之际，与“午马”所表征的炽热、昂扬及进取的特性高度一致。因此，马纹被视作激励世人把握时机、勤勉耕作的祥瑞象征。它不仅是一种装饰性图案，更是一个承载深厚文化意涵的象征符号，提示人们遵循自然节律，于适宜的季节勤勉劳作、争时抢收。
夏至 小暑 大暑
夏至是古代“四时八节”之一，为最早确立的节气。《周礼》记载“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用以禳灾祈福。至明清时期，皇帝于地坛（方泽坛）举行大祀礼，其规格极为隆重。民间则以新麦祭祀祖先，称为“行夏至之礼”，以新麦制成粽子、粥品与面饼，供奉于先祖灵前，感念丰收之恩。“冬至饺子夏至面”是流传最广泛的传统食俗之一。正值新麦登场之际，人们食面以尝新，正如谚语所云：“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因此，蝉纹、鹿纹多与此节气相关，寓意生生不息、生命不止。如山西灵石出土的商代蝉纹鼎、新疆阿合奇库兰萨日克墓出土的唐代的“金鹰啄鹿”等。“金鹰啄鹿”，可以从星象与物候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夏至前后，昴宿于黄昏时位于西方低空，而鹿角开始脱落，仿佛被鹰所啄，其寓意在于，生命不因某一形态的消逝而终止，而是在鹰与鹿之间流转不息，在捕食与被食之间循环往复。恰如夏至之后，白昼渐短，黑夜渐长，阳气渐收，阴气渐生：看似是“衰”，实则是为下一轮的“繁盛”蕴蓄能量。
夏至之后十五日，北斗斗柄指向“丁”位，此时为小暑节气。小暑标志着季夏时节正式开始。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温风至”，意味着天地送暖，让谷物安心生长；“蟋蟀居宇”，代表万物退让，将田野完整交出，让于农事；“鹰始鸷”，是天降卫士捕食田鼠、害鸟，保卫庄稼。温风如期而至，百虫归隐其居，猛禽盘旋守望田畴。天地万物各司其职，默默地为一场丰收铺平道路。民间则有“食新谷”、“晒红绿”、吃藕的习俗。因此，童子蟋蟀纹、鹰纹是此时节的标志性图纹，寓意风调雨顺。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时期的斗彩婴戏图玉壶春瓶、新疆和田尉犁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鹰蛇飞人罽、新疆民间刺绣中多见的辫针山鹰纹等。
常言道，人世安宁，丰年在望，童子嬉戏秋虫，实为丰年所赋予的余裕。唯有当粮仓充实、农事暂歇之时，孩童方得闲情逗弄秋虫。风雨调和、禾稼无恙，人世方能承载这般从容不迫的欢愉。鹰与蛇在天象中常被视作阴阳的象征：鹰属阳，主导天象与晴霁；蛇属阴，主导大地与降雨。二者同时出现，则预示着阴阳调和、晴雨相宜。
小暑之后十五日，北斗斗柄指向“未”位，此时为大暑节气。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大暑是一年中最“旺”的时刻。古人云“暑者，热之极也”，此时万物狂长，腐草变作萤虫，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天地间的能量达到顶峰。古人将大暑与十二律中的“太蔟”相配，“言阴衰阳发，万物簇地而生”，这正是“兴旺”二字的极致表达。大暑是“极热”的仪式，民间有“送大暑船”“吃仙草”“喝暑羊”“晒伏姜”等习俗。
萤纹、雷（雨）纹均是此时期的标志性图纹，寓意吉祥兴旺。江西省博物馆藏商代饕餮云雷纹青铜鬲，云雷纹回旋往复，似云气翻涌，若雷声隐动。其形态堪称大暑时节最为贴切的天象象征。“大雨时行”，正在于祈求风调雨顺。自腐草化为萤火，乃是生命的转化；由土润而至雨行，为天地之气的流通。饕餮云雷纹青铜鬲借其空足之形，将这种流通之道凝铸于器物：热气通达，则食物熟成；天地交泰，则万物生长；阴阳调和，则吉祥显现。所谓大暑之“大”，乃万物至此皆生长至盛；鬲之寻“常”，喻人间烟火绵延不绝。二者相汇，即成中国人心底至为朴素且深刻的“家和兴旺”。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