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或三个层次，即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和悟性认识。而语言实际上只停留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层面上，这是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佛家所说的不可言说，西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也是这个道理。
在西方的语言哲学中，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实际上，语言的边界并不是世界的边界，认识世界并不是只有语言这一种方式，语言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主观反映，是信息表达的一种方式。语言的边界在于感性认识和理想认识，而悟性认识是超出语言的边界的。悟性认识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语言不可描述的恰恰是悟性认识的范围。所以说，语言的边界实际上就是人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边界。
针对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的抵抗，日本侵略者总结的教训是杀人杀少了(例如南京大屠杀等)，没有对中国人形成真正的威慑。而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则认为日本侵略者杀人杀多了，从而激起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他们的语言逻辑都没问题，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同。
实际上日本侵略者是从理性认识上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而老百姓则是从感性认识上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应该从悟性认识上去看待这个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阶级恐怖!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给中国人民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大大超过了日本侵略者，这也导致了一部分国民党政治力量投降日本人，例如汪伪政权，说是要“曲线救国”。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得出侵华战争杀人不够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客观事实也是如此)自己对中国人民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要比国民党反动派要轻、要少、要小，而且更认为对自己国民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要更轻、更少、更小。
他们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加速中国人的投降进度，若能快速的全面的投降则是最理想的。那些日本侵略者心想，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这么剥削、这么压迫，只要远超过国民党的残暴，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中国人民一定会最终屈服投降。历次的王朝更替，基本上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只是那些日本侵略者没想到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存在，对比之下错误地走上了武装侵略的征服道路，尤其是在中国广大敌后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
实际上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对抗并不是实打实的，而是威逼利诱与相互勾结，日本侵略者真正对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反，共产党红色政权是实打实地与日本侵略者对抗的，以及被迫与国民党反动派对抗(例如皖南事变等)，是在他们的联合围剿中生存、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政权为什么最终能够发展壮大?主观原因主要在于人民的支持，客观原因主要在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所形成的险恶形势。由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性，必然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归根结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悟性认识!
而老百姓对侵略者杀人杀多的认识也是有局限的，这样的认识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不到一定程度，老百姓是不会真正反抗的，即使反抗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容易遭受失败的，而且还得长期忍受日益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相对于没有悟性认识的侵略者的失败，短期内就能感同身受以及验证出来，而老百姓这样的失败是不轻易被察觉的，是无动于衷的，是需要经历长期的苦难或重大的劫难才能够验证的，即使察觉了、感同身受了、具有及时反馈或短期反馈了，也由于自身以及群体的积贫积弱而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只能进一步麻木不仁、浑浑噩噩!
所以说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杀人多少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语言逻辑的局限性，因为杀多、杀少这两方的逻辑从表面上看都正确，即使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也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有悟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当然感性认识和理想认识也是认识的必要基础或重要参考!但最终必须得升华到悟性认识上才行!
所以说，让语言追求逻辑来解决伦理纷争，既不可操作，也不能推广。
语言文明错乱的背后是伦理的错乱，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乱，即阶级的剥削和阶级的压迫!
人类语言的伦理就是语言要为人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人类语言的最高伦理!
作者：李昊益 来源：民族复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