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潜心研读《资治通鉴》数十载，选取《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以现世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精髓，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探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之道，著成《〈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
该书从《资治通鉴》文本出发，观照影响家国大政之关键节点，言简意赅地讲述由三家分晋至大唐盛世终结的中国历史。书中不乏忠于原典的历史场景再现、人物言行钩沉，更有张先生独到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分析讲论，令一部体量浩繁的古典巨著一变而为精简通达的大众历史读本，堪称当代大家解读历史名著的佳作。
正如张国刚所说：“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和重建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而让大家了解经典，熟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近日，文汇报特邀《〈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责编贾雪飞与张国刚就《资治通鉴》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访谈。
贾雪飞：《史记》与《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典籍中两部非常重要的大书。《史记》讲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探索的是天人、古今的规律;而《资治通鉴》着重的是家国兴衰，关注的是民生休戚。包括后来历代的各种《通鉴》，都以提供历史经验、为后人借鉴为宗旨。在您看来，这两种著作是否代表了两种历史观，或者说是史学传统?
张国刚：“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这是曾国藩的个人体验。毛泽东说历史上有两部大书，一是《资治通鉴》，一是《史记》。我们知道，《史记》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五经》正被提出;而《资治通鉴》则出现在《四书》《五经》都成形后。这两个时代不同。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天”和“人”分别指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讲是“天道”和“人道”，也可以说是“自然”和“社会”。但是从司马迁本人的思想主旨来说，这“天”不会是神秘的东西，更多的应该是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一个意义上的天，代表着日月盈昃、四时更替的自然界规律。而“人”，也不是简单的人情冷暖、人事更替，而是对人的本真、人的精神世界中最珍贵、最纯粹的部分作出探究。我们从《史记》的篇章来看，他的宗旨是求真。他的“真”不光是客观写作的真，这是史家的基本;他的“真”更是求人的本真。比如《伯夷列传》中讲伯夷时，他不太取很多儒家附会在伯夷身上的东西，对伯夷本身的事迹讲得很少，他更感慨的是人，感慨一个人即使品行高洁、才华横溢也未必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再比如他写《刺客列传》，从曹刿到荆轲，这些人都入他的传，他赞扬的是本真的精神，包括“为朋友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并没有后代所讲的对社会的责任，或者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写。这个本真也不是迂腐的。司马迁《论六家要旨》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就是在讲随着自然之势应该如何变化。
但是到了《资治通鉴》，它的“真”离内心的自然状态远了，离人的社会责任感近了。它更多讲社会的大道，所以它的实用性就更加突出。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宋史·司马光传》讲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知道的，一件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知道的是司马光砸缸，不知道的是司马光此人对史学有天赋。司马光是个学者，也是政治家，但是他对史有特别的爱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里面讲了司马光三个特点：第一，从小喜欢听讲史书，而听完后就能“了其大旨”，有天赋;第二，“手不释卷，不知饥渴寒暑”，勤奋;第三，喜欢。
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后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讲，“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在皇帝面前把自己骂了一顿，说自己什么都不行，但是“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就历史还行。这其实就是吹嘘，是在夸自己对历史很在行。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给领导编写一本简明教材。因为从《史记》《汉书》以来，历史著作汗牛充栋，普通人都读不完，何况当皇帝的呢?所以他是给领导，或者将来有领导志向的人写的。
因此，《史记》以记录历史为职责，还带着很多个人对人生的体悟，有时一个人的传记写得很短，议论却很长。韩非子的《说难》两千字，他全抄在书里，而把老子、孟子写得很短，因为韩非子关于说话难的理论，触动了司马迁。又比如，同样是记载刺客，司马迁比较欣赏豫让、聂政的侠义，而司马光在记载豫让的时候，突出他“忠心无二”的一面，其他的就不感兴趣了。司马迁欣赏人心的自然本真，比如《货殖列传》中对人心趋利的描写，而司马光则强调精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写书的目的不同，背后反映的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不同侧面。可以讲，《史记》是司马迁作为职业史家，在儒家思想还没有占统治地位时，书写的一部带有个人价值色彩的史书。而司马光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他要想通过这部史书达到教化的目的。
司马光经常从洛阳跑到开封给皇帝讲《资治通鉴》，他很辛苦、很努力，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从他认定的社会价值上考虑，来书写百姓和人君的善德和恶性是什么。正是因为《资治通鉴》的这种价值取向，所以帝王和学者都赞赏这本书。帝王赞赏这本书“以资治”，学者赞赏它的学术价值，顾炎武、王鸣盛、梁启超都有对《资治通鉴》的评论。胡三省在谈《资治通鉴》时这样讲：“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所有的价值都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上讲的。
贾雪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资治通鉴》里的智慧，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张国刚：《资治通鉴》内容十分丰富，胡三省说，(读通鉴)就像老鼠过江，有多大肚子，就可以喝多少水(有多少收获)。王夫之《读通鉴论》三本书，都是他读书的心得。但是，归纳起来看，《资治通鉴》给读者传递的信息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守正，一个是出奇。守正就是要讲德治;出奇就是讲权变。
关于德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叙述三家分晋、智伯灭亡的故事之时，对于德与才有一篇长达千字的评论。认为“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意思是仁德第一，才能第二;一个人的才能要服从于德，无德有才就会像三军没有统帅一样。为政以德，这里的“德”包含着价值观，也包含着方法论;对于领导者来说，还包括领导力的核心内容，即所谓方向、目标、愿景、价值等。
关于“权变”，就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巧，所谓“行权立断”、“违经合道”。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他妹妹何太后不同意，他就想找董卓等进京来逼太后。陈琳就告诉他，你不要这样，你现在掌天下之权，应该“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后面四个字《三国志》有，通鉴里没有)。陈琳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把宦官办了，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嘛，干吗找外兵入京，你能控制得了外兵吗?虽然用的手法未必是常规的，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合道的就行。
又如，211年，庞统建议刘备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里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面。但是曾国藩独具智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就是说，我们读《资治通鉴》，不光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贾雪飞：《〈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共二十讲，每一讲都以不同视角探讨家国兴衰的道理。那么您认为历史中有没有贯穿始终的、与家国兴衰密切相关的道理或者因素呢?
张国刚：可以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分头来看家国兴衰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讲，时代的潮流决定了家国的兴衰，这是战略层面来讲的。从战术上来讲，领袖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刘邦和项羽。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心胸开阔，而且他的判断力和决断力是超群的。他起兵之初，一无显赫家世，二无雄厚资财，却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赢得张良等人的追随。而项羽却好逞匹夫之勇，整个楚汉之争中，他都在自己打，他很厉害，谁也打不过他。但刘邦呢，却自始至终在下一盘棋。刘邦最大的本事，在于他会用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项羽作为领袖，他的气度和处事就成了历史上的反面教材。他有妇人之仁，看到别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但当别人立了功，要封官晋爵时，他就“印刓敝，忍不能予”，舍不得了，自己把印绶磨坏了也舍不得给别人。人才的向背靠什么?看你能不能跟他分享，看他在你这里有没有用武之地。在这一点上，项羽确实没有领袖的气度。
另外，一个国家的兴盛，是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的。之前也讲过，比如秦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商鞅变法后，秦国建立了一套奖励耕战的制度，把资源用在耕和战这两个方面。秦始皇之前的六代秦王，从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到秦庄襄王，虽然有的短命，但是没有人昏庸，一百余年持续推进奖励耕战的政策，为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能不能让利好政策持续，对一个国家的兴衰也至关重要。
贾雪飞：从书名的“家国兴衰”就可以看出，您是充满了经世情怀的。您写作这本书，是想通过《资治通鉴》为我们当代提供一些可借鉴的道理吧?
张国刚：最初我给清华大学本科生上“《资治通鉴》导读”课时，就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智慧。我认为《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史学名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评价《资治通鉴》“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王夫之认为阅读《资治通鉴》，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我们研究历史，重视古代典籍的史料价值;我们学习历史，更要探讨历史著作所展现的人世兴亡、家国兴衰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名专业历史学工作者，我想通过这本书，用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解历史和文化，也是在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做一点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