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绝项英挽留，坚决要求长征
起秋风了。
1934年9月，就在傅连暲赶赴于都为毛泽东治病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命运基本已成定局，红军只剩下战略转移(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唯一途径了。但这属于高度核心的机密，傅连暲根本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也不好事先透露给他。
傅连暲只是从领导同志那忙碌的身影，苏区越来越不利的形势，红军部队频繁的调动以及各机关都在收拾东西等迹象，感觉到红军可能有什么大的行动。
这种状况持续到即将长征前。也许正因为傅连暲在危急关头救了毛泽东的生命，才使得当时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领导人感到，傅连暲还是很有用处的，特别是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更少不了他，因此他才能有幸参加长征。
傅连暲从于都回来没几天，就去见张闻天，只见大家都在忙着。张闻天边整理东西，边对傅连暲说：“我们要走了。”
“到哪里去?”傅连暲惊奇地问。
“敌人发了疯，想把我们困死在江西，党中央已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只留一部分同志在后方，准备打游击。”
这是傅连暲第一次知道红军的大行动，本来一无所知的他，不免担心地问：“突围西进，那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呢?”他没有想到形势已经那么糟。
“这次可不同以往，可能就要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你怎么办?”张闻天显得心情忧郁。
“我都不知道，也没有人通知我。”傅连暲一时也没了主意，因为事出太突然了。
“由于决定得太仓促，准备时间紧，可能有些地方疏忽了。关键是你要有个意见，我才好向中央提出来研究。”张闻天看到傅连暲着急的样子，想了想说。
傅连暲略作思考，便下了决心：“我还是跟你们走。”他又补充说：“党中央和红军需要医务人员;再说，毛主席在于都大病初愈，我也放心不下。”
“我们欢迎你!”张闻天高兴地说，“但是这件事需要经过中央讨论决定。我会把你的要求提出来，有什么消息再通知你。”经过数次事件，张闻天对傅连暲的了解更多了。他知道傅连暲患有多年的肺结核，还有胃病和痔疮，历来身体都不太好，能不能适应大转移的长途跋涉之苦?这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又关切地问：“只是，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当时组织上曾考虑到傅连暲的身体难以承受大规模的行动，而且又有一个大家庭要照顾，有人提议将他送回汀州，再干自己的老本行。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又是当地有名望的医生，估计国民党对他也不至于太为难，他仍可以继续自己的医生职业，以此养活家小，保持过去那种还算富裕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些人以“怕靠不住”为名，坚决不同意傅连暲长征。但张闻天却认为：傅连暲以前能够抛弃优裕的生活，走上革命道路，在今天这个困难关头，也不会再走回头路，也不可能带着整个医院走回头路。现在，关键是要听听傅连暲自己的想法。
“没有问题。”傅连暲很自然地回答。他这病也确实奇怪，在参加革命之前，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总感到有股日暮途穷之态。自从参加革命、特别是加入红军后，在这个战斗的大集体中，他仿佛焕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工作虽然紧张，却不像以前那么累，原来的一身病也似乎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在张闻天的坚持下，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傅连暲的长征问题。中央终于同意了傅连暲提出的跟随长征要求。
接到张闻天的电话后，傅连暲显得高兴异常，但又不得不考虑到整个家庭。他知道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西进到哪里?要走多远?能不能再回到瑞金来?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就是当时的中央也无法确定。
老母亲年事已高，不可能进行长征。傅连暲征求她的意见。
“我老了，不要再拖累你们，我回汀州老家。”深明大义的老人家，就像当初支持儿子参加革命，加入红军，举家搬迁瑞金一样，又一次作出抉择，没有一丝怨言。
妻子，小孩怎么办?傅连暲又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家表示，支持傅连暲跟着红军主力长征，而家小全部留下，可以跟随打游击，实在不行，也可以分散投亲靠友。
傅连暲想得更多的，还是党中央和红军的需要。他买来8个大大的洋铁箱子，准备行动时尽可能多地装上药品和医疗用具。
当时，中央已决定项英留守赣南，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以及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担任办事处副主任。他们的任务是坚持赣南的游击战争，掩护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并相机打击敌人，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主力红军反攻等。
紧张的行动展开后的一天，项英忽地找到傅连暲，要他留下来：“傅医生，中央红军一走，敌军大兵压境，情况相当艰苦。
再加上第五次反‘围剿'中留下的许多伤员，我们很需要你。”
项英说得言辞恳切。确实，当时留下的红军部队号称3万人，看起来不少，但有枪的不多，多数是持大刀、梭镖，甚至徒手。特别是其中有一万多是红军伤病员和老弱病残人员，这么大数量的伤病员，都需要人保护和照顾，项英和陈毅的担子极重。
傅连暲何尝不懂得这些，但他感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更需要他，红军大部队更需要他，他想跟随党中央和红军转移。这从他给老母亲和家人的安排，就可以看出其决心之大。因此，他委婉地表示不能从命。
项英见傅连暲去意已决，也不再勉强，只得遵从他自己的决定和选择。
10月10日那天，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打来电话，叫傅连暲到中央局，有个负责同志要看牙齿。这时的傅连暲简直成了一个包医百病的专家，不仅内科，还要看外科、眼科、牙科，有时女同志生小孩也叫他接生。没办法，环境所迫，由不得他不成为杂家。
傅连暲接到电话后，带了一副牙钳和一些药品，就到了中央局。当时中央局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傅连暲等大家散会后，才得以给那位同志看牙。
他发现，中央局各部门的人员来来往往，都在紧张地整理东西。是不是就要行动了?傅连暲心中正在猜疑，邓发走过来对他说：“马上就要西进，你赶快作准备。”
虽然心里有所准备，但因为要严格保密，傅连暲一听说还是感到有些突然。中央局离医院还有好几里路程，他怕来不及回到医院，急忙打电话给陈炳辉。此时陈炳辉是医院的医务主任，已在一年前与傅连暲的女儿结婚。傅连暲在电话里告诉他说，自己马上要随部队出发，叫他把内外科各种急救药品和其他必需的药品、手术器具、注射器等等分装在买来的洋铁箱中，立即送到中央局。同时又叫他跟家里人讲一下，来不及回家告别了。
傅连暲在延安时期所用药箱。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陈炳辉把8个药箱都送来了，除了药品和医疗用具外，还装进了几本重要的医学书。另外又带来了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几件衣服、洗漱用具和一个行军壶等。难为陈炳辉想得这么周到。
爸爸要远行，陈炳辉特意带上傅连暲的大儿子傅维光。就在这即将分别的时刻，傅连暲把满腔的爱埋藏在心底，他摸摸还充满稚气的儿子的脸，故意问他：“你来干什么呀?”
“送爸爸去打仗。”儿子眨巴着眼睛说。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爸爸只会打针，还没有学会打仗呢!”傅连暲逗儿子笑笑后，蹲下身，抱了抱他，亲了亲他的脸颊，道，“你是大人了，爸爸走后，你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还要知道爱弟弟。”
傅维光听后，懂事地点了点头。
傅连暲又把医院里的工作简要地向陈炳辉作了交代：“我走了，你要好好地领导医院，好好为后方同志看病。还有家里都托付给你了。”
“你放心走吧，我一定尽力做到，家里也不要太挂念。”
这天，梅坑村里的几条小路上挤满了人。队伍在中间走，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老百姓。他们有的给部队送茶水，有的抢着给部队挑担子，背背包，有些妇女和老太太走进队伍里，一边往战士们怀里塞鸡蛋等食物，一边交代着:“同志们，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啊!”说着说着，有的人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他们舍不得红军走啊。
陈炳辉带着维光，一直跟着部队，送了傅连暲一里多路，才依依不舍地挥泪告别。傅连暲没有想到，这一走，真的就与陈炳辉永远告别了;又是多少年，忍受与家人的离别之苦，直到解放后，他才与维光他们团聚。
湖南境内几次险见马克思
傅连暲就这样告别了亲人，告别了苏区，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这是党和红军发展历程的一次重大转折，又何尝不是傅连暲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呢!如果他不是态度那么坚决，如果他没有参加长征，如果他留在赣南打游击，如果他回到汀州开医院……一切的一切，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只是种种假设，事实是，他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作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
傅连暲所在的队伍，是由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部分同志编在一起的，代号是“红章”纵队。说实在话，当时傅连暲也只知道是撤离苏区，到外线行动，却没有想到，一走就走了大半个中国，到了大西北才安定下来。
一开始，傅连暲享受了一项特别的待遇，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顶轿子和两位抬轿子的红军战士。傅连暲说什么也不肯坐，表示要跟大家一起走。他忘不了，上次在给他戴“AB团”高帽时，当初坐轿从汀州到瑞金来被视作“地主官僚作风”，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带渣的铁都能炼成钢，身体在磨炼中只会更好。”傅连暲坚持说。红军战士都有作战任务，自己又没有伤病，怎么忍心让他们来抬自己呢。
“路还很长，你又不会骑马，如果不坐轿，恐怕你连一天也坚持不了的。如果你躺倒了，还怎么给红军伤病员做手术呢?”
傅连暲无言以对，他真有点生自己的气：除了治病以外，什么也不会。他无可奈何，只得坐上轿子。
对于傅连暲来说，坐轿子让人抬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像个红军的样子。傅连暲决心锻炼自己。一到驻地，他除了把看病作为第一要务外，有时间就是学习骑马。功夫不负有心人，摔了几次后，他硬是学会了骑马行军，虽然还不熟练，但终于可以把恼人的轿子甩掉了。
对傅连暲来说，许多事情都是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正等着他。
沿途，敌人采用碉堡战术，筑了几万个碉堡，配备了机枪、步枪，企图用密集的火力封锁红军前进的道路。国民党军队在地上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敌机又在空中轰炸扫射。但英勇的红军铁流是挡不住的。他们一面战斗一面行军，不久就西渡信丰河，突破赣州、南雄，胜利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猛扑湘粵边境的汝城、城口，占领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接连突破了敌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紧张的行军，不定的生活，都是傅连暲从没碰到过的。常常刚住下，就听见猛烈的枪炮声响起来，于是他又紧随部队，向前突进，以便甩开敌人;有时睡到半夜，警卫员就来推醒他：“傅院长，有行动!”行动就是命令，于是他便极力睁开睡意惺忪的眼睛，跳下床转移。
有一次，他们正行进在蜿蜒的山沟里。突然，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两座山峰中窜出来，“哒哒哒”一阵疯狂扫射。
“隐蔽!”指挥员发出简短命令。傅连暲第一次碰到这阵势，不知如何是好，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如何隐蔽起来。
这时，一个人匆匆赶过来，一把将他拉进了小树林。恰在这时，他所站的位置在敌弹的猛烈扫射下，掀起了一层尘土，好险!
敌机袭扰一阵后飞走了。傅连暲定下神一看，原来拉自己的是周恩来副主席。
“傅医生，这样紧张的环境还不习惯吧?”周恩来关切地问。
傅连暲心里还怦怦直跳，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会习惯的。”周恩来宽慰他说，“谁生来也不是就会打仗，要学习、锻炼。过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今应该是‘秀才当了兵，学会打冲锋’。”
在行军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兴致很浓，给傅连暲讲了自己学习打仗的故事。
听着周恩来的话，想起自己曾在儿子面前说过要学习打仗的事，傅连暲又觉得增长了见识。但要学习打仗也不是那么容易，没有亲身体验是学不来的。有几次，一声炮响，他想趴下隐蔽，可战士说:“不要紧，早已经爆炸了，离我们远着呢。”可是，有一次他听到一声尖锐的啸声，好像挺远，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一下将他按倒，同时伏在他的身上。只听“轰隆”一声，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他的耳朵好一会儿听不清任何动静。战士告诉他，这种尖啸声就说明炮弹将在你附近爆炸，要特别注意。
傅连暲一直担心着毛泽东的身体，自从长征出了江西境内后，他就还没有见到过毛泽东。在这样紧张的战斗和行军中，毛主席身体可好，疟疾有没有复发?傅连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长征前期，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除了偶尔骑骑马，经常是坐在担架上。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都经常坐担架，从而经常在一起商量红军行动的大事，为遵义会议改变领导班子作好了准备，这就是被写过《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称为的“担架上的阴谋”。
傅连暲很想到达宿营地后去看看毛泽东，但是一到宿营地，大家都住得很分散，毛泽东又忙着策划部队行动，不好去打扰他。有一夜，傅连暲随部队连续走了百里路，天蒙蒙亮时，大家都很疲劳，照例这是最沉寂的时候。可是傅连暲发现今天有点不一样，他越往前走，队伍里有说有笑，活跃得很，还不时听到战士小声地交谈：
“喂，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听到这莫明其妙的对话，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傅连暲很奇怪。警卫员忍不住问一个战士：“你们看到了什么?”
“毛主席，毛主席刚刚过去。”战士小声地说。
傅连暲一听毛泽东就在前面，立即紧了紧缰绳，向前面赶去。不一会儿，他就望见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正步行着，一匹马驮着行李和文件箱走在旁边。毛泽东一面走，一面向队伍里的几个战士问着什么。看来毛泽东的身体还不错，傅连暲才放了心。
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多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往上看是高山峭壁，壁立千仞，直上云霄;往下看，是一条湍急的大河，宽宽的河面，漩涡一个接着一个。一条窄窄的山路宛如挂在半山间。
傅连暲骑着马，随着部队走上这条山路。只见河堤足有三四丈高，不看还好，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悬空的峭壁上，两条腿发虚，一时感到头昏眼花，连忙闭上眼睛。
部队人多走得急，又有担架、牲口、行李担，加上路窄，一时拥挤不堪。傅连暲骑在马上是下又下不来，走又走不了，真不知如何是好。以他当时的骑术，充其量也只能叫作会而已，在平坦的大路上骑骑还可以，碰到这种情况是进又进不了，退又退不得，不由得有点心慌。
情急之下，傅连暲拉紧缰绳，想让开一点，好让其他人先过。哪里知道，马蹄一下子踏上旁边松软的泥土，马一失蹄，立刻连人带马跌了下去。傅连暲只觉得眼前黑影一闪，随后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傅连暲醒来，只见旁边围了一大堆人，警卫员在一边惊喜地大声喊着：“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傅医生，你觉得怎么样?哪儿不好受?”一路上同傅连暲一起走的政治保卫局干部张然和，蹲在身旁，着急地问。
这时傅连暲才知道自己掉到河里去了，是好几个战士不顾危险，下去把他给救上来的。
他坐起来，活动一下，虽然头有点晕，但其他地方没有感到什么不适。“我没事。”他又看看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帽子也给水冲走了，头发上还一直往下滴水，他想自己一定是非常狼狈。
他看看旁边急速前进的队伍，又看看关心着自己的战友们，想到耽误了大家的行动，连忙撑着站起来，“我没什么，走吧。”
张然和还不放心，问他:“行吗，找付担架给你坐吧。”
“不用，没伤骨头没伤肉的，能走。”傅连暲挺挺胸脯说。这时他才想起刚才骑的马，“我的马怎么样了?”他问警卫员。
“被冲走了。”警卫员说。这匹马还是刘英在途中送给他的，带着他走过不知多少崎岖的山路，帮助他减轻了长途行军的劳累。听说被冲走了，傅连暲感到非常惋惜。
“你看这水流多急，幸亏你掉在河边上，水浅，才没给冲走。真把我吓坏了，我的心现在还怦怦跳呢!”警卫员又说。
“革命嘛，还能不碰到点危险。现在没事了，你还心跳什么?”傅连暲安慰他说。
“但是你的马没了，毯子和被子都被冲走了，这一路上怎么办?”
“这倒是个问题，但总会有办法的。”傅连暲边说边走。穿着湿衣服，经冷风一吹，傅连暲冻得直打颤。警卫员扶着他加快了脚步。
走了两个多小时，傅连暲他们才到达宿营地。警卫员忙着点着柴火，帮傅连暲烤衣服。一坐下来，傅连暲感到头上一阵热辣辣地痛，用手一摸，粘糊糊的，几个指头沾上了血。警卫员见了，叫起来：“啊，你负伤了?”
“不要紧，来，你给我上点药，包扎一下就可以了。”傅连暲说。
头上的伤刚包扎好，张闻天来了。傅连暲连忙要站起来。
“快坐下，快坐下!”张闻天说，“听说你掉到河里了，摔坏了没有!”张闻天满身征尘，看来刚到宿营地，还顾不得休息就来了。
“就是头上破了点皮，别的地方都好，没有问题。”傅连暲感谢地说。
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也来了，手里抱着一床被子，对傅连暲说:“傅医生，你跌破了没有?主席知道你掉到河里了，主席有事，特地派我来看你。”
连毛主席也知道了，傅连暲看看张闻天，又看看毛主席派来的警卫员，心里热乎乎的。在如此紧张的战斗间隙，他们还把自己的事挂在心上。他内心自责自己太不小心才掉下河而惊动了这么多领导人，“告诉主席，我很好，没什么问题，请主席放心。”
警卫员把被子放在凳子上，说:“这是主席叫我送来的，他知道你的被子掉到河里了。”
“这怎么行呢?”傅连暲连忙阻止，“毛主席也就这一条被子，给了我他盖什么呀!”他知道，长征途中，毛泽东带的东西也不可能多。
“你一定要收下，这是主席的意思。”警卫员坚持说。
张闻天看到他们一个劲推让，也劝傅连暲:“毛主席给的，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不要客气了，再过两个钟头部队又要出发了。你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我走了。”
休息后，傅连暲又精神百倍地迈上了长征路。因为马丢了，他只得随队伍步行。这样子也很好，可以多多锻炼自己，他想。
就这样步行了几天，慢慢都已经习惯了。一天晚上，来了个挂驳壳枪的警卫员，走到傅连暲的门口，问：“傅医生是住在这里吗?”
“是啊，找我有什么事?”傅连暲以为是哪位同志有病，要请他去看病。
“傅医生，蔡畅同志要我把这头骡子送给你。”
真是久旱而逢及时雨，傅连暲连声道谢：“哎呀，太好了，谢谢蔡畅同志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一幕幕同志之情，傅连暲感激不尽，更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继续革命的决心。
面对将士们流出的血
自从踏上西行之路，傅连暲的生活就与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红军失去了根据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也不知终点在哪里，只能是不断地走，不断地打仗，一次次地以血的代价，突破敌人的一道接一道封锁线。
傅连暲紧随部队，一样的行军，还要替红军伤病员治病。长征前，他都是生活在比较安定的医院环境中，红军伤员也都是从前线转送过来，一般的伤病在前方都处理过了。对他来说，那种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流血流汗的战场经历还离得比较远，只是从那些送来的伤员们的伤情上，从他们亲口的讲述中，才知道战争的残酷。
现在，这些残酷和死亡就摆在了傅连暲面前。作为战争中的一名医生，他没有了固定的医院，没有了固定的手术地点，也没有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械。战斗就是命令，伤病员就是目标，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抢救所有将士们的生命。
战斗是极端残酷和惨烈的。蒋介石本想利用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现在，英勇的红军突破敌人的重围，向西转进。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不允许的，为了防止“网中之鱼”又飞了，蒋介石急忙调集重兵，对西进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地上是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兵，利用山川河流的地形阻隔，前堵后追，左右夹击;天上是呜呜鸣叫的飞机，它们像嗜血的蚊子，整天在头顶上嗡嗡叫，对红军队伍实行狂轰滥炸。
长征途中，几乎天天都有大仗，小仗更是不断。红军接连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但更惨烈的战斗还在后面。堪称天然屏障的湘江，是横亘在红军前进路上的又一道拦路虎。为了“毋容匪寇再度生根”，蒋介石调集了15个师近40万大军，拼凑了5路所谓“追剿军”，企图前后夹击，把红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县、灌阳那么一个袋形地域里。为了给他的“追剿军”助威，蒋介石更是派了不少飞机参战。敌机一路撒下传单，疯狂叫嚣:“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
傅连暲与苏联派驻延安的医生阿洛夫。
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湘江之战，是红军空前未遇的一场恶战。
战斗一打响，一批批伤员就下来了。现在没有了苏区的条件，无法将伤员层层往后方送，只能就地进行紧急救护。傅连暲照样上到前线，这时也无所谓前线不前线，已经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只有前锋与后卫之别，但都在为红军的生存而战斗。
伤员源源不断地被抬下来，傅连暲跟各师、团的医生、护理员一起，对伤员们采取紧急措施。激烈的枪炮声，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抢救工作。傅连暲熟练地止血、缝合，取出子弹和碎骨片，没有一点休息时间，累得精疲力尽，但想到前方的将士们，他硬撑着做手术。
从伤员们的伤势，可以让人想到战斗的酷烈。被抬下来的战士，都是浑身伤痕累累，遍体新旧血迹，几乎分不清伤口到底在什么地方;有的手脚被炸断，有的被子弹透身而过，有的头骨被掀掉，有的肠子都流了出来。
原来，这些伤员都是已经多次负伤，轻伤根本就不会下火线，只是由卫生员包扎一下，仍然继续战斗，直到伤势重得不能动弹，或是昏迷过去，才被抬下火线。
看到这些英勇的战士，经常和伤病打交道的傅连暲，内心一次次被震撼着。时间就是生命，哪怕拖延一分钟，也关系到一位战士的宝贵生命。快，再快，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的生命抢救回来。傅连暲高度地紧张，手术刀不停地挥动。他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多抢救几个伤员。
尽管如此，傅连暲有时还是不得不看着一个个重伤的战士，在遭受痛苦的折磨后，永远离开了这个战斗过的世界。因为条件所限，一些较大的手术，如肢体离断等，做起来就非常困难。由于没有器械，像大的切断刀和手术剪都是土造的，至于更大的内脏手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
一天，一位连长被抬下来，抬他的战士拉着傅连暲的手，眼中满是祈求：“医生，你一定要救活我们的连长。”这位连长带伤率领全连战士，击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坚守阵地一天一夜，最后全连仅剩下十几个人。在敌人的又一次进攻中，连长为掩护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
傅连暲马上检查，只见这位连长浑身是血，肚子被炸了一个大窟窿，肠子都流了出来，伤势严重，抬来时已经休克。
“马上动手术。”傅连暲当机立断，并叫来一个助手。
傅连暲换上手套，撕开了连长的衣服，用消毒药水稍微清理了伤口，准备手术。因为创口很大，伤势又重，必须注射抗感染的药物。
“药水没有了。”助手着急地说。
“再找一找。”傅连暲吼道。
“都找遍了，用完了。”
只能靠上天保佑了。傅连暲只得冒险为他动手术。
因为伤势严重，连长流血过多，手术中需要输血输液，但血浆也没有。
傅连暲不甘愿，“我要救他，我要救他。”他心中只这个念头。但这位连长就在手术台上慢慢停止了呼吸。傅连暲悔恨不已，如果有条件，如果有药品，本来有些伤员是有可能得救的。
红军渡过了湘江，越往西走，敌人的飞机越疯狂。傅连暲他们头上和马身上都用树枝树叶伪装起来，远远望去，似乎一排排树木在往前移。
有一天，有一匹白骡子没有伪装好，暴露了目标，一时敌机疯狂扫射、轰炸。傅连暲只感到身前身后掀起无数的烟柱，随着一路上遭遇的敌机多了，他学会了隐蔽的经验，对敌机的伎俩已经可以应付自如了。
“快，有人负伤了。”傅连暲不等敌机飞远，连忙跑过去，进行急救。好在只是被炸伤，伤势不重。傅连暲给他包扎一下，队伍又继续前进。后来行军的时候就很少带白色的牲口了。
为了躲敌机，部队常常昼宿夜行。每当到达宿营地时，基本上是黎明时分。这时，往往就是傅连暲“上班”之时。他背上药箱，到各个部队巡视，帮助同志们看病。
部队整天行军打仗，很多战士的腿脚走坏了。又因为经常挨饿，吃冷饭，喝生水，有些战士的肚子吃坏了。傅连暲就耐心地为战士们看病，督促战士们揉脚，用热水洗脚，“倒脚”(即睡觉时把脚垫高)。同时他向大家宣传尽量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和少吃冷的食物。人们都说:“傅医生真是苦口婆心，比女人还细心。”
傅连暲往往要等看完了病，再回到住地吃饭、休息。但这样，傅连暲却经常要吃冷饭，有时稍微休息一下，就又要随部队出发了。
长征中的缺医少药，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傅连暲常常因地制宜地为伤员解除病痛。一位伤员牙痛难忍，傅连暲就利用路旁的积雪捏成小雪丸，放在局部冷冻麻醉，顺利地给病员拔除了病牙。随着红军越走越远，傅连暲离开苏区时带的8大箱子药品(除部分器械外)，也就越来越少。看着许多战士因为缺医少药而遭受痛苦，甚至失去生命，傅连暲的心极为沉重。他一路上都想能搞些什么药来补充。在宜章时，他就作过努力，但因为时间短，城市小，没有什么收获。
穆静在《傅连暲传略》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有一天，部队到了湘西的一个小镇。在这个交通闭塞、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修得挺不错的教堂。傅连暲了解到，那里有个姓金的修女还经常帮助人家看病，她有不少药。
如果能从她那里要点药，该有多好啊!傅连暲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级，他想试一试。这天晚上，经上级同意，他径直向教堂奔去。在夕阳的余辉中，带十字架的教堂，更显得苍凉和神秘。傅连暲想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督徒，就对此行充满了自信。
他敲开了门，那位年轻的修女正在屋里喝茶。傅连暲语气和蔼地说：“我想看看病，可以吗?”
“我是不给异教徒看病的。”年轻的修女见来者是红军，冷冷地说。
“如果我不看病呢?”傅连暲不动声色。
“那么，你来干什么?”她看了傅连暲一眼，脸上写满了不解和冷漠。
“本人是医生，而且，曾经是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暲不卑不亢，话里有话。
位于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她这时才细细打量一下傅连暲，看到他文弱的模样，有点相信他的话，但不知傅连暲来此何干，目光中充满疑问。
“本人可以说是专程来拜访你的。”傅连暲说。
“噢，虽然我们可以算曾经是同路人，但你参加了红军，一定背叛了主的旨意。”她心中还是受到一些不正确传闻的影响。
“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博爱众生。我在红军中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也是主的旨意。听说金小姐也经常为人看病，这不是一样的吗?”傅连暲反问道。
“不，我是出于人道主义。”她的态度和缓了不少。
“人道主义，对，金小姐，人道主义应该使我们成为朋友。”傅连暲认为自己没有背叛人道主义，而是把人道主义和革命结合起来，把教义和医生的职责结合起来，是真正的体现了“主”的旨意。
“看来你是一个怪人。”虽然这样说，但金小姐对傅连暲有了一些兴趣，开始交谈起来。
尽管两种世界观主掌着两人的观点，各有不同的见解，但毕竟在人道主义、拯救人类等等方面，他们还能找到一点共同话题。了解了傅连暲的一些经历后，金小姐对他的一些观点也表示赞同。在“慈善”的字眼面前，她对傅连暲作为一个医生，因为缺少药品而不能挽救生命而略表同情，愿意为此尽一点力。但她又说:“你知道，国民党政府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邮政、水路，一切都时通时断，我这里药品也存量很少。”
“当然，”傅连暲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但是，作为医生同行，总不能看着病人白白死去而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吧。”
“看在上帝份上。”她闭上眼睛，在胸前划着十字。
“也看在病人的份上。”傅连暲补上一句。
“不过，坦白地说，”她又显现冷漠的神情，“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宗教呢?我听说，你们沿途拆过庙宇，毁过教堂。”
“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傅连暲进行解释说。
最后，傅连暲终于如愿以偿，弄到一些药，其中有几种是急需的，如奎宁丸、黄连素等。
当他向张闻天汇报时，周恩来刚好也在。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且周恩来还主张，为了能够团结一些宗教人士和同情红军的人，傅连暲不应该隐讳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不是历史上的污点，而是历史上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傅连暲记住了这些话，以后在延安，他就大胆地讲出来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