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表述人事所在的时间点时，一般说“某年某月某日”，这种说法，由“纪年”和“历法”所组成：“某年”属于纪年，“某月某日”属于历法。
历法，是人类把每一年按照一定规律划分命名为不同的时间段（十二个月），又把每一个这样的时间段（月）划分命名为不同的更短的时间段（三十个日、三十一个日或者二十九个日、二十八个日），并确定不同时间段（每年、每月、每日）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我国现在使用的是“公元”纪年法，“公历”历法。所谓“公元”，是国人对西人文词的译称，其本意是“主的生年”，是西人以传说中的“耶稣降生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所以准确的译称应该是“耶元”（耶稣纪元），或“基元”（基督教纪元），又或“西元”（西人纪元）。所谓“公历”，其西词本意是“主的历法”，准确的译称应该是“耶历”（耶稣历法），或“基历”（基督教历法），又或“西历”（西人历法）。
“公元”纪年法和“公历”历法是一种落后文化意识的产物：其一，“公元”、“公历”所依据的“耶稣”故事是西人来历不明的神话传说，是西人对超自然现象崇拜而拟人化捏造出来的“神”，其真正见诸文字记载不过几百年；其二，“公元”和“公历”实际上是“基督教纪元”、“基督教历法”，有着强烈的“宗教”意味，代表的是一种蒙昧的文化。
“公历”是阳历的一种，它单纯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周期来制订，而没有顾及月亮和其它星辰天象的运行规律。因此，“公历”只是在一年的天数方面，基本符合现在计算的一个回归年（即太阳中心自西向东，沿黄道，从春分点到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的天数，而在其它方面则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可以感到，“公历”一年的转换时间点把冬季硬生生地割裂成了两截，其每个“月”的起止则与月亮的亏（朔）、盈（望）规律毫无关系。“公历”的年、“月”转换和日数是人为生硬设定的，不符合人们对日月天象和寒暑季节的感知。
干支纪年法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正式使用，它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依次搭配来给每一年命名（甲子年、乙丑年、丙寅年……），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往复循环，深刻体现了人类世界的自然规律。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甲子年是黄帝即位之年，距今（西元2021年）已经四千七百一十八年。
君主年次（年号）纪年法，是按照君主即位后的年次（或年号次序）纪年。起初，是单纯的年序计数，比如周宣王元年至四十六年，齐桓公元年至四十三年，秦孝公元年至二十四年，等等。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皇帝年号，就按照年号次序数字来纪年了，比如建元元年至六年、元光元年至六年（汉武帝刘彻），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洪武元年至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清圣祖玄烨），等等。
历史人物纪年法，是以中华历史上有名望、有影响、有成就的某位人物的诞生日或建立功业日为起始来纪年，比如黄帝纪年（有黄帝诞辰纪年和黄帝即位纪年两种）、老子诞生纪年、孔子诞生纪年、华佗诞生纪年、释迦牟尼“成道”纪年（即佛历纪年）等。
夏历是阴阳历，是阴历和阳历的完美结合。
夏历中的阴历部分，即是根据月亮圆缺、位移的变化周期规律来确定月份和日期。因为月亮从不可见到圆满再到不可见的过程大致是三十天，夏历把一个月定为三十天（大月）或二十九天（小月），把月亮从完全看不见向满月变化的起始之日定为每月第一天（朔日，初一），满月那一天为第十五天（望日），月亮从满月向完全看不见变化的终结之日定为每月最后一天（晦日）。因此，夏历的月是名符其实的月（西历的“月”不是真正的月）。
夏历中的阳历部分，是根据太阳回归周期变化、以中原地区为基准，把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二十四个节气，并依此确定一年的开始与结束：正朔（正月初一）在立春前后，此时春天开启，万物复苏，将此作为一年之始（元旦），切合人意；大寒之后，气温否极，回暖之前，好作一年之终结。
君主年次（年号）纪年法，其年序随君主的变更而结束与重启，干支纪年法则以六十个干支循环轮回，它们没有逐次年份顺序的延续性，无法反映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诞生、发展的总体时间——这个缺陷，在中外交流比较困难、比较少的时代尚不算大问题，而在当今，则不利于中华文明的保持和发展。这个问题唯一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以黄帝（轩辕）纪年法对中华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年序排列。
黄帝（轩辕）纪年，是以轩辕黄帝即位并创制黄帝历、设定甲子之年为元年的纪年方法。轩辕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中影响最大的，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可以说，黄帝是中华文明肇始的代表，使用黄帝（轩辕）纪年法，极为恰当。
清朝末期，反清革命派开始宣传黄帝纪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采用黄帝纪年，各省政府也跟着使用。不过，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由于思想认识的肤浅，孙中山（具有基督徒身份）等革命领导人以为黄帝纪年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否定了使用黄帝纪年法的建议。于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是用政府法规规定：以中华民国纪年，使用西历，把夏历的元旦移送给西历的1“月”1日。这规定引入西历，实际上也认可了西元纪年。由此，中华民族错失了一次使用黄帝纪年、在纪年方面走上文化正轨的历史良机。而新中国建立前夕，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曾广泛征集新中国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的方案，其中关于纪年，就有使用黄帝纪年的建议，在“方案审查委员会”的讨论中，也有力主使用黄帝纪年的意见，但还是由于时代意识的局限，黄帝（轩辕）纪年被否定，决定使用的是西方基督教纪年和西方基督教历法，称之为“公元”、“公历”。中华民族又一次错失了使用黄帝纪年、推行正确纪年文化的机会，殊为可惜。
把西方纪年（西元）和西方历法（西历）称为“公元”、“公历”，认可它是“公共的、公众的”，这是近代以来西化思潮泛滥、自卑意识滋生的反映，其造成的后果，是以西方的意识为标准来确定、衡量、命名中华文明历史，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把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开始至今的历史时间称为“公元后”，这之前的历史时间称为“公元前”，“公元后”的年序由远及近数字逐渐增大，而“公元前”的年序由远及近数字却逐渐减小，这在年序上割裂了中华文明历史，使当代人讨论汉平帝元始元年之前的历史时，时间定位极为不便，同时还隐含着把这之前的中华历史认定为“文明前”的意味。又比如，历法方面使用西历，使一年开始在冬季中间，把夏历的表示一年起始、万象更新的元旦送给西历的1“月”1日，每个“月”份的起止与月亮的盈亏毫无关系，这些既违背了日月天象四季更替的规律，又搅乱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更严重的是，以行政权力来确定西方纪年和历法的主导地位，无形中助长了“西方是文明中心”的错误论调，遗患无穷。
近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恢复使用黄帝（轩辕）纪年和夏历的呼吁。西元2007年，学者许文胜等人发出恢复黄帝纪年的倡议，西元2012年，政协委员张其成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设立轩辕纪年的理由与建议》的提案，民间人士也在网络上为此纷纷发声。
恢复黄帝纪年和夏历，会面临着近百年来西化思潮累积成的顽固落后意识的阻碍，面临着大众积习造成的不理解，还面临着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与其将产生的正面意义相比，这些阻碍和问题都必须克服，也能够克服。
作者:桃花舍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