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力扬（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副教授）
2026年初，多场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品为主题的音乐会在维也纳圣彼得教堂举行。当《哥德堡变奏曲》在钢琴上缓缓流淌，古老的石壁仿佛也因这音符而温润起来，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跨越三百年的灵魂对话。这位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生前仅是教堂与宫廷中默默耕耘的乐师，逝世后却被贝多芬尊称为“音乐的上帝”，被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誉为“一切音乐的基础”。在西方音乐史的长河中，他如同一座灯塔，以严谨的复调思维、深邃的人文精神为古典音乐构建起“语法规则”，更以超越时空的旋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慰藉。
位于德国魏玛的巴赫半身雕塑 资料图片
1685年3月21日，巴赫生于德国图林根州爱森纳赫的一个音乐世家——自16世纪下半叶法伊特·巴赫以面包师身份开启业余音乐生涯起，这个家族在260年间涌现出数十位职业音乐家。巴赫的父亲是爱森纳赫的市镇乐师，负责城市庆典与宗教仪式的演奏；叔父是管风琴师，曾创作多首宗教康塔塔。自幼浸润在音乐氛围中的巴赫，3岁起便跟着父亲学小提琴，7岁尝试演奏管风琴，家族的音乐基因早已融入他的血脉。
阿恩施塔特巴赫音乐节闭幕音乐会现场 资料图片
10岁那年，巴赫的父母在数月内相继离世，他被迫前往奥尔德鲁夫，投靠长兄约翰·克里斯托弗·巴赫。长兄是当地教堂的管风琴师，对巴赫的教育用心而严苛：白天教他拉丁文与路德教派教义，夜晚则指导他演奏羽管键琴。15岁时，巴赫凭借清亮的嗓音获得吕内堡圣米歇尔学校唱诗班的奖学金，这所学校拥有德国最古老的音乐图书馆，在这里，巴赫首次接触到欧洲大陆的多元音乐风格。其间，他结识了圣约翰教堂管风琴师格奥尔格·伯姆，伯姆师从荷兰管风琴大师莱因肯，其华丽的演奏风格深深影响了巴赫。为聆听莱因肯的现场演奏，16岁的巴赫曾在暑假步行30英里前往汉堡，往返数次而乐此不疲，这种“朝圣式”的求学，让他逐渐将德国本土的复调传统与欧洲的器乐技巧融合在一起。
巴赫《马太受难曲》的亲笔手稿片段 资料图片
1708年，巴赫接受魏玛大公威廉·恩斯特的邀请，担任宫廷教堂管风琴师，开启了长达9年的“魏玛时期”。这成为他管风琴创作的黄金时期，《管风琴小曲集》等作品将路德教派的众赞歌与复调技法结合，既保留了宗教的庄严性，又展现出乐器的音色魅力。
1717年，巴赫转投科滕宫廷，担任安哈尔特-科滕亲王利奥波德的宫廷乐长。这位亲王热爱世俗音乐，对巴赫的创作不加限制，让他得以释放对器乐的探索热情。在科滕的6年间，巴赫写下《勃兰登堡协奏曲》《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卷）《创意曲集》等传世佳作。《勃兰登堡协奏曲》以独特的乐器组合打破传统，成为巴洛克协奏曲的典范；《平均律钢琴曲集》则首次系统运用十二平均律，将24个大小调全部纳入创作，为键盘音乐的调性拓展“打开一扇门”，被誉为“音乐的《旧约全书》”。
1720年，巴赫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芭芭拉病逝，悲痛之余，他将更多精力转向宗教音乐。1723年，经德国作曲家泰勒曼举荐，巴赫出任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乐监，尽管薪资仅为科滕时期的四分之一，但这里仍是他创作的“最终战场”。在莱比锡的27年里，巴赫完成了《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b小调弥撒曲》等宗教音乐巅峰之作。《马太受难曲》以宏大的结构、悲悯的旋律，将耶稣受难的故事转化为“音乐史诗”；《b小调弥撒曲》则超越了教派界限，引发精神共鸣。
1749年，巴赫因眼疾失明，但仍在口述《赋格的艺术》，这部未竟之作以一个主题为核心，穷尽增值、逆行、倒影等复调技法，成为他对音乐逻辑的终极探索。1750年7月28日，巴赫在莱比锡逝世，享年65岁。他创作了1000多部作品，涵盖巴洛克时期几乎所有音乐体裁，留下了一座无人能及的艺术高峰。
巴赫管风琴肖像画 资料图片
2、为古典音乐建立“语法规则”
在巴赫的音乐世界中，复调不是简单的旋律叠加，而是“多条独立旋律线的和谐对话”。他继承了德国先辈的复调传统，又融合了意大利的旋律美感与法国的舞曲节奏，将这一技法推向极致。《赋格的艺术》是其复调思维的结晶，全曲以一个简洁的主题为基础，通过“赋格”（一种多声部模仿的曲式）将主题展开为14首赋格与4首卡农，其中“六声部赋格”更是被音乐学家称为“人类心智对音响秩序的完美掌控”。聆听这首作品，仿佛看到数学家在黑板上推演复杂公式，每一个音符的位置、每一次声部的交织，都精准得如同宇宙运行的规律。
巴赫的复调不仅追求技术完美，更注重情感表达。在《马太受难曲》的“看啊，主啊，我们的上帝”段落中，女高音、男低音与合唱声部相互交织，女高音的温柔悲悯、男低音的庄重叙事配合合唱的和声支撑，将对耶稣的同情与敬畏转化为动人的乐章，实现了理性结构与感性共鸣的完美统一。正如后世对巴赫音乐精神的共识：巴赫的复调不是冰冷的技术展示，而是有温度的精神对话。
在巴赫之前，欧洲音乐普遍采用“纯律”或“五度相生律”，不同调性之间难以自由转换，限制了音乐的创作空间。而十二平均律通过将一个八度平均分为12个半音，让所有调性的音程关系保持一致，为转调提供了可能。但这一律制在当时尚未被广泛接受，巴赫则通过《平均律钢琴曲集》用艺术实践证明了其优越性。
《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卷中的C大调前奏曲，以简洁的分解和弦开篇，如同一束光穿透黑暗，随后的赋格则以4个声部展开对话，展现出C大调的明亮与开阔；而升c小调前奏曲则以连绵的十六分音符营造出深沉的忧郁，赋格部分通过声部的叠加，将情绪推向高潮。48首作品涵盖24个大小调，每一首都有独特的性格，大调的明快、小调的内敛，通过十二平均律的“桥梁”得以自由切换。这部作品不仅是键盘演奏的“圣经”，更成为后世作曲家的“技术教科书”：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肖邦的《夜曲》、德彪西的《前奏曲》中都能看到巴赫对调性探索的影响。
巴赫的创作几乎覆盖了巴洛克时期所有的音乐体裁，且在每种体裁中都实现了突破。在管风琴音乐领域，他的《托卡塔与赋格》将戏剧性的引子与严谨的赋格结合，成为管风琴演奏的“入门必选”，其庄严而富有张力的旋律至今仍是电影、游戏配乐的热门选择，如《星球大战》《原神》中都有借鉴；在协奏曲领域，《勃兰登堡协奏曲》突破了“独奏与合奏”的传统模式，第3协奏曲以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的“对称组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第6协奏曲则以两把中提琴为主奏，打破了高音声部主导的惯例；在声乐领域，他的《咖啡康塔塔》以幽默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将“喝咖啡”这一世俗场景写入宗教音乐，实现了“神圣与世俗的融合”。
尤为可贵的是，巴赫擅长“跨界融合”，他将意大利小提琴的旋律技巧融入德国管风琴音乐，将法国舞曲的节奏融入键盘作品，将民间歌谣的旋律融入宗教康塔塔。这种“兼容并蓄”的创作理念，让他的音乐既具有学术深度，又贴近大众审美。
3、从被遗忘到全球共鸣
巴赫逝世后，其作品曾一度被遗忘。随着古典主义风格的兴起，人们更青睐莫扎特、海顿的简洁明快，而巴赫复杂的复调与巴洛克的华丽风格则被视为“过时的古董”。直至1829年，20岁的门德尔松在柏林指挥重演《马太受难曲》，这场演出震惊了欧洲乐坛。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自幼喜爱巴赫的音乐，他在祖母的藏书室中发现了《马太受难曲》的手稿，耗时数月整理，并说服柏林歌唱学院举办演出。当“看啊，这个人”的合唱响起时，台下听众热泪盈眶——他们从未听过如此深刻、如此富有情感的宗教音乐。这场演出不仅让巴赫“复活”，更引发了“巴赫复兴运动”：莫扎特重新研究巴赫的复调技法，其《安魂曲》中的对位段落深受巴赫影响；贝多芬直言“巴赫是我的老师”，他的《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的合唱部分借鉴了巴赫的和声思维；勃拉姆斯耗时21年创作的《第四交响曲》，也是对巴赫《恰空舞曲》的致敬。
20世纪以来，“古乐运动”的兴起，让人们得以更加贴近巴赫时代的音乐原貌。以波兰裔法国大键琴演奏家兰多夫斯卡、奥地利指挥家哈农库特为代表的艺术家，致力于复原巴洛克时期的乐器（如羽管键琴、古小提琴）与演奏技法（如通奏低音、装饰音的即兴处理）。兰多夫斯卡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以大键琴的清脆音色还原了巴赫作品的“原汁原味”；哈农库特指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则通过轻快的节奏与透明的织体，展现出巴洛克音乐的灵动。
与此同时，现代乐器的演绎也为巴赫音乐注入新活力。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1955年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以极快的速度与独特的“哼唱”，打破了传统演奏的桎梏，成为古典音乐史上最具争议却也最畅销的唱片之一；法籍华裔钢琴家朱晓玫则以极简风格演绎《哥德堡变奏曲》，她在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的演出，被当地媒体评价为“用东方的宁静，解读了西方的深邃”；2020年，中国钢琴家郎朗在圣托马斯教堂演奏该作品时，面对巴赫的墓碑落泪：“在这里演奏，仿佛与他对话，他的音乐里有超越语言的感动。”
自20世纪初巴赫音乐传入中国以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如今，《平均律钢琴曲集》是中国音乐院校钢琴专业的必修教材，“巴赫国际钢琴比赛”“巴赫音乐节”在各地频繁举办；在大众层面，巴赫的音乐成为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灵良药”，在音乐软件上，《G大调小步舞曲》的评论超过50万条，有听众留言：“加班到深夜，听着这首曲子，感觉疲惫都消散了”；在影视、游戏领域，《托卡塔与赋格》《勃兰登堡协奏曲》常被用作配乐，更多年轻人通过非传统渠道接触到巴赫，在乐曲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
这种共鸣，源于巴赫音乐中“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而巴赫的复调恰是“多样统一”的体现；东方哲学追求“天人合一”，而巴赫的音乐则展现出“人与自然、与信仰的和谐”。正如朱晓玫所言，她在巴赫作品中找到了真正的平衡与平静，这种平静与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
4、超越艺术的精神符号
巴赫被尊称为“西方音乐之父”或“欧洲近代音乐之父”，此称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在西方音乐史上，“之父”的称号并非指“开创者”，而是指“奠基者”。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探索了音律的数学原理，却未建立音乐的艺术体系；德国音乐家帕赫贝尔、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推动了巴洛克音乐发展，却未实现“集大成”。而巴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为西方古典音乐建立了“语法规则”——他对复调、和声、曲式的探索，为后世作曲家提供了“技术框架”；他对十二平均律的实践，为音乐创作“解锁”了无限可能；他对体裁的创新，让每种形式都有了“典范之作”。
巴赫作为“西方音乐之父”的贡献在于他让音乐从“自然状态”进入“艺术状态”。在此之前，音乐多为感性表达，而巴赫则通过理性的结构，让音乐成为可研究、可传承、可发展的艺术，他的作品不仅是“好听的旋律”，更是“有逻辑的艺术”，这种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正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核心精神。
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现代生活中，巴赫的音乐成为“精神避风港”。《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前奏曲如同一杯清茶，清淡却回甘；《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与30组变奏如同人生的起伏，最终回归平静；《马太受难曲》的悲悯则让人在困境中感受到温暖。神经科学研究发现，聆听巴赫的复调音乐能降低皮质醇水平，缓解焦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学习、工作时选择巴赫的音乐作为背景音。
此外，巴赫的“终身学习”精神也激励着当代人。他晚年失明却仍坚持创作，60岁时还在学习新的音乐技法；他对作品精益求精，《b小调弥撒曲》耗时20年修改，直至满意。这种“工匠精神”，在追求速成的当下更显珍贵。
如今，巴赫的音乐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马太受难曲》《平均律钢琴曲集》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每年3月（巴赫诞辰月），全球各地都会举办“巴赫周”活动；在月球上，美国宇航员曾播放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让他创作的旋律穿越星际，在宇宙中回响。
正如英国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所说：“巴赫的音乐赞美生命的神圣，它不属于某个时代、某个国家，而属于全人类。”当我们聆听巴赫的音乐时，听到的不仅是三百年前的音符，更是人类对美、对和谐、对永恒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璀璨。
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的巴赫墓碑上，仅刻有其姓名与生卒年份，以朴素彰显伟大。“音乐是他的语言，信仰是他的灵魂。”这句对巴赫的评价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这位平凡却又伟大的作曲家，用毕生的心血，将对信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熔铸进每一个音符。他的音乐曾被遗忘，却从未消失，而是跨越时空、跨越文化，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座永恒丰碑。
如今，当《哥德堡变奏曲》的最后一个和弦消散在空气中，当《马太受难曲》的合唱在音乐厅回荡，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三百年的感动。这就是巴赫的力量。他用音符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能超越时代，成为永恒；真正的经典，能慰藉心灵，照亮未来。巴赫，这位西方古典音乐的“立法者”与精神图腾，将永远活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中，活在每一个被他的音乐治愈的心灵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