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汉语中流传着大量的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等文化语汇。它们在交际中彰显了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特殊魅力，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历久弥新。季羡林先生曾说：“这些‘语’，在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中，都罕有其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把这份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好、发扬好。
词和语都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从这一点看，词和语具有相同的一面。过去曾一度片面强调二者相同的面，各种语被认为是词的等价物，或者作用等同于词的固定语。但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是由词构成的，构成成分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使用中也存在差异。而且，仅靠构成成分的不同，并不能把词和语清晰地区别开来。在汉语中，除了由词组成的语之外，还有一些专有名词、专门用语也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比如“光明日报”由“光明”和“日报”两个词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词组成。如果只看到词和语在构成成分上的差异，很容易把这些专有名词和专门用语划到语汇当中。
汉语语汇学认为，词和语不仅具有相同的一面，也存在差异性。语和词最大的不同在于词具有概念性，而语具有叙述性。不仅普通的词有概念性，就是专有名词、专门用语，也具有概念性。比如，“光明日报”指的是一家媒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指的是一家研究单位，它们都是指称明确的概念，具有概念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专有名词和专门用语虽然也是由词组成的，但有概念性而无叙述性，不属于语而属于词。可见，从具有概念性还是叙述性的角度分类，能很好地区分词和语。
同样属于汉语语汇的小类，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成语在叙述性上的表现却差异很大。谚语的叙述性表现为表述性。谚语是一种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人生经验的语汇种类。比如，“一寸光阴一寸金”“花无百日红，人无常少年”都在告诫人们时间宝贵、要珍惜时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酒香不怕巷子深”意在表明好的东西或者品质不需要特别地进行宣传。惯用语的叙述性表现为描述性，通常描述人的形象和状态，或者动作的性状。这种描述可以是直接描述，比如“打肿脸充胖子”“上顿不接下顿”“掏腰包”等；也可以通过比喻、引申等方法来实现，比如“雷声大雨点小”“炒鱿鱼”“薅羊毛”等。歇后语的叙述性表现为引述性。歇后语一般都有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陈述的是具体的事物或者事情，后面的部分根据前面陈述的内容引出一种相对抽象的事理或事实。比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中，“芝麻开花”是对现实生活中芝麻生长过程的一种观察，“节节高”则是对这种开花状况的描述进而概括为一种对成长、发展的美好祝愿。成语兼有表述性和描述性特征，如“福祸相依”“机不可失”“文以载道”为表述性成语，“花好月圆”“龙凤呈祥”“大展宏图”为描述性成语等。这样看来，成语和谚语、惯用语似乎分不开。但成语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二二相承”结构。这既指语法或者语义结构的“二二相承”，如“山清水秀”“和风细雨”“吉人天相”“众志成城”等；也可以只是语音节律上的“二二相承”，如“一衣带水”“魂不守舍”“半途而废”，虽然从结构角度看分别是“一衣带//水”“魂//不守舍”“半途//而//废”，但在语音节律上都符合“二二相承”的规律。
整体性和融合性的意义特征
汉语语汇的数量庞大，往往能够用简练的语言描述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和情节，传达出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或情境，高度概括和提炼出生活的经验和智慧，由字面义抽象、概括为实际义。这一从字面义到实际义的形成过程，渗透了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社会观念、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等，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虽然有一小部分语汇的字面义就是实际义，比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先下手为强”“静坐常思记过，闲谈莫论人非”等谚语，通俗易懂，望而知义；但是多数成语、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都存在字面义和实际义不一致的情况，意义呈现出整体性和融合性的特征。
谚语的产生是为了把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和道理作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谚语从身边的事物现象中观察并总结提炼出抽象的道理，为后辈提供关于个人成长、家庭关系、社会发展的知识。比如，从小孩子嗷嗷待哺的哭啼中，总结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从小孩子年幼时的言谈举止总结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处理家庭关系的经验中总结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处理社会关系的经验中总结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道理。
惯用语的意义往往包含一个字面义和一个实际义，字面义描绘、记录的是惯用语产生之前的那个自由短语的意思，实际义则是后来形成的惯用语的意义。比如“你一言，我一语”，字面义是两个人各说了一句话，实际义是指热烈地相互交谈或争论；“你说东，我说西”，字面义是两个人分别说着两个方向，实际义指观点不一致，说出的话相反。
歇后语的意义重点在后一部分，后一部分是前一部分抽象概括出来的意义。这种独特的结构形式，更有助于考察语的意义。例如，这些歇后语的前半部分——“鸡蛋碰石头”“黄鼠狼给鸡拜年”“周瑜打黄盖”“猪八戒照镜子”“大海捞针”，都表示一些具体事物；它们描述的具体内容经过抽象概括之后，才会成为相对应的后面的注解部分“不自量力”“没安好心”“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里外不是人”“没处寻”，破折号后面的部分也是歇后语的实际义。
多数成语来源于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等，这也是其实际义的源头。比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来源于神话故事，“卧薪尝胆”“楚才晋用”“唇亡齿寒”“望梅止渴”等来源于历史事件。成语的实际义就是从成语所依托的背景中提炼、概括出来的。
不管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观念文化，都可以成为语汇意义产生的基础条件。这些文化范畴内的一些具体的、详细的场景或者事件导致语汇意义的抽象、概括程度较高，语汇的意义就有了整体性和融合性的特征。例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吃不了热元宵”中的“豆腐”和“元宵”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意义“比喻没有耐心就办不好事情”；“倭瓜茄子一起煮”和“黄瓜茄子一起煮”中是“倭瓜”还是“黄瓜”都改变不了其整体意义“不区分情况都同样对待”。当社会文化条件发生变化，可能语的构成成分也随之调整，但语的意义一般不会随着部分成分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比如，在沿黄河省份常用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到了上海可能一部分人就会说“跳到黄浦江也洗不清”，但是意义仍然是“比喻无论如何辩解也无法摆脱干系，消除嫌疑”。
多数汉语语汇是在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中产生的，它们赖以形成的生产生活实践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汇聚在一起就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样貌。许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文化意象成了各种语汇产生的载体，相互之间通过这些文化意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关羽作为三国时期的名将和后世尊崇的关老爷，代表了古代的忠义形象，围绕关羽产生了“刮骨疗毒”“义薄云天”“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大意失荆州”“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关公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关公战秦琼——乱了朝代”等一系列语汇。再如，龙作为我国古代的图腾，象征着权力与尊贵、吉祥与成功，寄托了兴云布雨、造福百姓的美好愿望，和龙有关的有“藏龙卧虎”“龙飞凤舞”“鱼龙混杂”“强龙不压地头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龙生九种、九种各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离了水的龙——寸步难行”“龙王爷打哈欠——口气不小”等语汇。
从大量语汇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在汉语语汇中也有大量体现。比如，“尚和合”思想在汉语语汇中就很常见：“万事和为贵”成为一条基本的准则，“家和万事兴”阐述了家庭的和睦，“和衷共济”表现了团队的和合，“和气生财”体现了商务合作的和洽，“政通人和”表现了社会的和乐，“红红石榴籽、紧紧抱一起”彰显了民族的和谐……
在现代社会，汉语语汇依然是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汉语语汇也逐渐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学习和运用这些语汇，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还能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作者：安志伟，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来源：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