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文化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以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再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带观众穿梭七百年的时空，触摸北京城的“脊梁”，感知中国古代都城所孕育的气魄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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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城
北京曾为金、元、明、清四个王朝的都城，与“十三朝古都”长安、洛阳、“六朝古都”南京一起被人们并称为四大古都，见证着多个王朝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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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与金中都位置图
中国幅员辽阔，为何古代统治者定都却“偏爱”某几个城市？为何统治时期较长的王朝，它们的首都基本都集中在北方？古代定都背后有哪些考虑呢？
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城具备所有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在于服务政治和经济，政治对于都城建设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功能利用上，另一方面则将礼制融汇其中，而经济则是支撑都城存在的必要基础，此外，军事安全曾经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01
“国之中”的洛阳：以地理中心为都城
都城确立在什么地方不仅决定统治者权力核心的地理归属，而且影响着政权的昌运。
偌大的国家选址国都，既要满足统驭全国的需要，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众多的古都看似无序，但在地理的视角下不难看到其共同的基点。
以地理中心为都城是最初古人建都选址的重要理念：“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这时古人十分强调“国之中”对于都城选址的意义，而此时的“国之中”就是今河南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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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城丽景门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固然经历多次变化，但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地区，尽管西周“文王作丰，武王治镐”，但至成王时还是在洛邑兴建了成周，东周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彻底转向这里。
02
“关中自古帝王都”的长安：
兼具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优势
都城选址突出地理因素中的哪个环节，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进入战国，直至秦统一，军事地理对于都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兼具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优势之地就是关中，其地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故后人诗文中有“关中自古帝王都”之说。
那么关中凭借什么地理形势而成为帝王之都？《史记·留侯世家》称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
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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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城平面图
经济腹地是支撑都城存在的必要基础，对于国都而言，另一项必须考虑的就是军事地理与交通区位。
就地形来说，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关中地区就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南有秦岭，北则黄土丘陵山地，关中平原地处其中，不仅营造“四塞之国”的地形，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由此构成“形胜之区”。
关中地区同时为“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此而成为十三朝立都之地。
当然，任何优势都并非永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中地区作为“根本之地”的优势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邻近西北游牧民族，极易受到北方民族的攻击；其二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庞大，为了支撑朝廷日常支出以及皇族、贵族、百官的物质需求，仅凭八百里秦川自身的物产已经无法满足，而关东地区的漕粮与其他物资又面临着运输困难，尤其黄河河道三门峡段“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
于是，东汉都城东移至洛阳。此后经魏晋至北魏时期，历时数百年，均以洛阳为都。隋代北周而起，立都于长安，唐代继承了这一都城选择，尽管如此，隋唐两代均在洛阳另设东都。
洛阳虽然没有关中“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优势，但北依黄河，南临洛水，且居“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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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应天门景区航拍
北宋时期定都开封，除北靠黄河外，几乎无险可守。故宋初关于立都何处，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并打算以此为都，甚至还有定都长安之意。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劝阻，赵光义等人的理由主要是开封有通江淮漕运之便。
无奈之下宋太祖接受了群臣的意见，但他已经预见到由于开封无险可守，必须仰仗重兵，“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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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
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赵匡胤预见之准确，不仅重兵驻守在开封城周围需要的粮饷耗尽民力，且因无险可守屡遇险境，最终还是被女真人攻陷都城，徽、钦二帝被俘送北国，结束了北宋王朝的历史。
历史时期沿黄河一线设置的都城，在优先选择军事屏障还是经济补给之间反复徘徊，取此必失彼，最终以北宋王朝的覆灭而终结了都城沿黄河一线东西之间变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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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代城址变迁图
自三国至东晋南朝时期，以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为基础，建康即今南京开始了都城历史，并于明代成为统一王朝之都。北京作为都城起步于金代，并于元、明、清三代成为统一王朝的国都。
看得出来，无论位于长江流域的南京还是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南、北二京作为都城均起步于地方政权，即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从事的经济开发与城市建设为后来统一王朝的都城奠定了基础，并依托运河这一物资补给线为南、北两京提供了物资保证。
03
“龙兴之地”：统治集团起家的政治根据地
都城选址是一个复杂过程，“龙兴之地”即统治集团起家的政治根据地或其邻近之地，也是都城选址的重要取向。
周、秦、隋、唐、辽、宋、金、元、明、清无不如此，甚至连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也有如此说法。
孙吴政权晚期孙皓为国主，迁都武昌，由此“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
故陆凯上疏孙晧：“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供应烦劳固然是东吴人不愿意都于武昌的理由，但远离家乡也许是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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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六朝博物馆纵横天下雕像
辽王朝是契丹人于907年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建立的北方政权，根据《辽史》记载，都城上京临潢府以及各州建置地点的确定，主要有这样几种背景特征：
（1）奉陵州及契丹祖先纪念地。（2）皇家猎场或官牧地。（3）契丹部族的活动地带。无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仅是辽王朝都城所在之地，也是辽帝王的“龙兴之地”。
那么，为什么“龙兴之地”或接近“龙兴之地”会成为都城的重要选地？道理十分简单，这些地方统治者不仅熟悉，且占有人脉与信念，人心可以信赖，水土带来昌运，有助于国运长久。
都城选址在整个国家宏观视角下，既是地理选择，也是政治选择，而将所有选择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保证长治久安。
而长治久安的内涵不仅在于时间，政治上得以号令全国、文化上拥有根基、经济上保障供给、军事上实现自保，均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