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江建新研究陶瓷40多年——
“陶瓷是我们了解历史的载体”（赓续历史文脉）
人民日报记者 杨颜菲
人物小传
江建新，1958年生，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自1982年以来，参与和主持了10多次御窑厂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清理，主持发掘修复了数万件出土官窑瓷器和标本，主持出版、主编《明代官窑瓷器研究——以御窑厂遗址出土遗物为中心》《瓷器改变世界》等多部学术专著。
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因瓷而兴，因瓷而名。
从挖掘解读瓷器中的文化密码，到推动景德镇出土文物在各地巡展，再到促进中华瓷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40多年来，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江建新用御窑厂下的一块块碎瓷片，为景德镇御窑的烧造历史和中国陶瓷文化研究写下生动注脚。
发掘遗址，让瓷片、遗迹与文献相呼应
“经过清洗和复原，我们发现，这些碎片经过拼接，竟可以复原成为完整的瓷器。”江建新说，“在古代，一般不会有那么多民窑烧制的瓷器被砸碎埋在地下。我们推测，这里曾经是官窑，由于对品质把控严格，不过关的瓷器只能被打碎掩埋，以免流入民间。”
御窑厂周围的主动性发掘和抢救性发掘分别进行了3次和31次，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窑遗迹和遗物。“我们晚上去挖，一干就是通宵，尤其是在冬天的夜晚。从1980年至2010年左右，我们收集了6000多箱瓷片。”江建新说。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御窑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御窑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明清官办窑厂之一，使用当地和进口的优质原料，并集结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技艺的巅峰。故宫现藏的多件（套）陶瓷器中，90%以上为御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
在海量的陶瓷碎片中，团队最终挑选出60余块残片，成功拼合出6件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后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再度修复已拼合的鸭形香薰。2023年，故宫博物院将合作修复的鸭形香薰移交给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组织巡回展览，为理解陶瓷文化提供更多视角
除了复原瓷器、梳理陶瓷历史，江建新还希望能将研究成果展示出来。
江建新说，对官窑瓷器而言，获选者与落选者的命运迥然不同——获选者翻越千山万水运至京城、藏诸深宫内苑，落选者被就地打碎、集中掩埋。“去故宫参观时，我看到了很多与御窑厂出土的修复件相似的展品，要是能把御窑厂的修复件和这些传世精品放在一起展览，那该多好。”江建新说干就干，经过5年研究策划，2015年，“明代御窑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展览吸引了许多学者、藏家与陶瓷爱好者。展览上，落选者与获选者并置陈列，隔着玻璃展柜静静“对话”。乍看好像双胞胎的一对器物，细看却有诸多不同。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片有明确的地层可考，与故宫藏品进行多重对比，不仅可以验证藏品的烧成年代，对研究当年的生产情况和工艺水平也有重要意义。江建新说：“每一片残瓷都是了解陶瓷史的一扇窗。”
“展览获得了很多好评，我们在其基础上扩展，形成了一系列的对比展览。”江建新说，直到2021年，“明代御窑瓷器”系列对比展的5个展览将1137件（套）传世文物和出土瓷片修复标本作了对比研究和展示，反映了明朝景德镇御窑厂设计、制作、遴选陶瓷器皿的过程和相关制度。此外，江建新还带着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官窑瓷器，参与组织了80余次国内外巡回展览，为人们理解陶瓷文化提供了更多视角。
“在代尔夫特，我们曾参观过当地收藏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青花瓷器，他们一直以为是本土产品。经过我们研究，发现其实是景德镇出品的。”江建新说，“代尔夫特的一些路面是窑砖砌的，走在城市的路面上，就像走在景德镇的里弄一样亲切。”
培养年轻学者，让陶瓷考古研究薪火相传
江建新培养学生坚持的是“泥土里的学问”：陶瓷研究者要多到考古现场去，多跟文物接触。翁彦俊读博期间，江建新带他到落马桥遗址参与考古发掘。翁彦俊一边写论文，一边下工地，往往是刚从成堆的文献中抬眼，又扑身在泥土中。“在这种‘双重输入’下，年轻人成长得特别快。”江建新感慨道，“当年的小翁现在已经挑起大梁，成为御窑博物院院长。除了考古研究，他正带领团队以新思路开发素三彩鸭形香薰的文创IP‘碎碎鸭’。”
“陶瓷蕴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老一辈学者更关注窑口和断代等问题，后来的学者开始关注瓷器背后的人文信息。未来，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江建新说。为此，他组织编写了《瓷器改变世界》一书，讲述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的生产时间、窑口、对外输出的过程及其对海外社会、经济、文化、瓷器生产技术的影响，分析中国瓷器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从事陶瓷考古研究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从不觉得辛苦。”如今，江建新虽已退休，但始终割舍不下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事业。走出博物馆，他笑着说：“底下肯定还有东西，经过大家的努力，总算妥善保护起来了。暂时先不挖了，留给后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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