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是中国传统抱弹有品类乐器始祖和源头之一，在中华礼乐文明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作为文人雅士喜爱的乐器，阮不仅见证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也是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体现，彰显了中国传统乐器所蕴含的持久价值与魅力。
“马上之乐”解乡愁
阮，历史上又称“琵琶”“秦琵琶”“汉琵琶”“阮咸”。关于阮的起源，说法众多。目前，我国关于阮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魏晋时期傅玄《琵琶赋·序》：“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
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派使者出使乌孙国，昆弥（乌孙王）猎骄靡愿与汉朝联姻。汉武帝封宗室之女刘细君为公主，令其和亲，被猎骄靡立为右夫人。在和亲途中，为解公主思乡之情，乐工创制了一种以弹、挑为主要演奏法的乐器，笼统地称为“琵琶”，这就是今天的阮。
中原音乐对边疆产生了重要影响。相传，细君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她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表达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情感。《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宣帝时，解忧公主长女弟史与丈夫龟兹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鼓琴”，受赐“歌吹数十人”，返回龟兹后，“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载。龟兹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排箫、阮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阮发展的高峰期之一。1939年，在浙江绍兴出土了西晋时期青釉堆塑楼阁人物谷仓罐。罐的上半部分堆塑着手持不同乐器的侍仆，其中就有持阮者。在甘肃麦积山石窟浮雕、敦煌壁画，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画、丹阳南齐墓砖刻画中，也能见到阮的形象。
珠落玉盘动长安
隋朝统一南北后，隋文帝称南方的“清商乐”为“华夏正声”，将其列为七部乐之二，后来作为九部乐之首。阮被广泛运用在“清商乐”中，但至唐初，这类乐器已销声匿迹。
据唐代《通典》记载，武则天时期，出土了一件铜质器物，样子像“胡琵琶”（从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但外形正圆。擅长音律的太常少卿元行冲看后认为，这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制作的乐器，便让匠人用木头仿制了一把，演奏起来声音清亮典雅。于是，众乐家便以“阮咸”之名命名此乐器。
至此，阮得以复原，并成为唐代“清商乐”和“西凉乐”的主要乐器之一，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争相学习演奏。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关于阮曲创作、阮演奏法的书籍，如《阮咸谱》《琴阮二弄谱》《擘阮指法》等。阮还成为文人墨客、丹青妙手的创作题材，出现在诗词歌赋、绘画、壁画中。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一诗中写道：
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
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
古调何人识，初闻满座惊。
落盘珠历历，摇珮玉琤琤。
似劝杯中物，如含林下情。
时移音律改，岂是昔时声。
丝弦声声连古今
宋人对阮的材料、乐器配置与使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整合。宋太宗赵炅将阮改为五弦，称为五弦阮。
明代，王圻编撰的《三才图会》记载：“或谓咸（阮咸）丰肥此器，以移琴声，四弦十三柱。”此时的阮恢复了四根弦制式，并沿用至今。明代诗人刘渊甫《听阮短歌》生动描绘了阮曲的动听悠扬，诗中有云：“四弦仿佛琵琶同，凤凰一鸣惊梧桐。”
清代，阮的音箱变小，仅有四弦八柱，且内外每两弦靠拢演奏同度双音，实际上只起到两根弦的作用，音域不足两个八度。而在民间流传的阮，逐渐变形为类似阮型的乐器，比如各种形制的月琴、双清、秦琴等，多用于地方戏曲及说唱音乐中，担任伴奏角色。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按照宋代阮的形制，仿制出中阮、大阮各一把，并在乐队中使用。其中，九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是现存最早的阮的音像资料。上世纪40年代，无锡华光国乐团按照唐代阮的形制，仿制出大阮、中阮各一把。上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参照魏晋时期阮的形制，吸收西方器乐声学元素，改良创制了现代阮，共有四弦，二十四品，以十二平均律排列，音域达到三个半八度。
近年来，笔者基于对我国历史上各时期阮的整理研究，根据现存史料及文物，开展阮类乐器复原工作，并多次受邀演出、讲座。今年8月，在国家民委与国家广电总局共同策划指导的湖南卫视《乐在其中》民族音乐交流特别节目中，笔者通过对阮、月琴、菲特克纳、羊头琴等8件中国抱弹乐器的讲解及演奏，带领观众了解阮的发展脉络，展现中华文化的绚烂多彩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总之，阮发端于秦汉，兴盛于魏晋，在唐宋发展至高峰，在元以后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在民间流传。阮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乐器，已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队中编制数量最多的弹拨乐器。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优秀代表之一，阮是连接古今的中华文化符号，也是沟通中外的重要文化纽带。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报》（作者：马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