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注：这篇文章是艾思奇同志于1962年写的。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在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些怀疑、动摇、悲观的情绪。艾思奇试图在哲学理论上阐明我们党的方针，辩证地分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曲折，从而坚定我们前进的信心。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作者在中央党校内部曾讲过多次，但没有公开发表。1979年10月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上首次登载。后被收录于《艾思奇全书》第八卷。
宇宙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不断上升的过程。在总的上升趋势中，到处可以看到前进与后退、向上与向下、正向与反向等互相对立的运动倾向、反复交替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蓬蓬勃勃的前进上升时期，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就转入倒退没落的过程。然而接着就出现了辉煌灿烂的新的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胜利。在自然现象方面，地球曾经像太阳一样，是一团奔腾涌沸、光芒四射、不断爆发的原子能火焰。后来表面逐渐冷凝僵固，像是要进入休眠死寂的状态了，然而终于又活跃起来，出现了有机物和生命，展开了天体发展史上万紫千红、无比丰富的图景。生物的进化，是各种各类有机体的兴起、灭亡和更高的有机体又再兴起的运动。爬虫类曾是中生代横行世界的霸主，由于冰期的出现而遭到灭绝;接着来到了新生代，陆地上的统治地位就被更高级的哺乳动物所掌握，而人类就是从哺乳动物中发展起来的。不但这些巨大的自然界发展过程表现为方向相反的运动趋势，不断相互转化的形式，最为微小的粒子如电子、中子、质子等等的空间运动，也是采取波浪形式曲折前进的。人类的整个历史经历了一个大的回旋周期：由原始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然后又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人类的日常生活，也是由许许多多小的周期构成的，例如每天的工作、休息，再进入第二天的工作，就成为一个周期。这些周期性的过程，都由反复出现的互相对立的运动趋向所构成。
在总的前进上升过程中包含着正相反对的各种运动趋向不断相互转化的内容，这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也作用于人类的革命实践斗争中，革命是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前进事业，这个事业中就包含着高潮与低潮、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等等多次循环往复的现象。在革命前进的途中，每一次进攻战役之后都必须继之以暂时的停顿、休整;当周围遇到了特别的困难，或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逆流，往往要走上曲折的甚至于暂时退却的道路。但是停顿、休整、曲折、退却之后又会继之以新的进攻，在党的领导下，困难会被克服，逆流会被冲破，错误会被改正，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1927年右倾机会主义所导致的失败，使革命由城市退入农村，但我们终于建立了工农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至1934年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工农红军不能不从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转移，但长征的终点又成为革命运动更强有力的大发展的起点，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取得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革命是前进上升的运动，但不是直线上升的前进运动，而是有进有退、有起有伏的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运动，革命事业是这样，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也都没有例外。
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谈谈辩证法问题》)又说：“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卡尔·马克思》)“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倾向和势力，这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源泉;第二，由于内部互相矛盾的倾向和势力的斗争，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或者说，使发展过程采取不断地向对立方面转化的形式。所谓螺旋式的行进，就是进与退，向上与向下，正面与反面的运动形式不断地互相转化的发展形式，肯定这种发展形式的普遍意义，是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基本点之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用逻辑的形式概括了上述宇宙万物发展过程的特征，即“螺旋式行进”，也可以叫做波浪式的推进或周期性的前进：起初是具有某种肯定意义的前进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它的否定，表现为与原来前进方向相反的某种发展趋势，包括转折、停顿、变形、向反面的转化等等，然后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趋势再被否定，转回到更进一步地正面前进的过程，这不是简单地重复最初的前进运动，而是在更高一级的基础上的前进运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的统一，正面的发展与反面发展的对立的统一，不断地循环往复，相互转化，构成宇宙事物发展一级高似一级地无限地向上升长的总进程。列宁说：“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谈谈辩证法问题》)这是发展的每一周期的基本图景。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实际工作中，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需要善于应用唯物辩证法，也必须认识和掌握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统一，虽然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这一点;因此，为着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需要对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相互联系作进一步的分析：后退运动是前进运动的否定，但不是单纯地只有消极意义的否定;只有形而上学者才会作这种片面的理解。后退运动本身自然是一种消极的过程，但也能表现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某一方面的后退运动在一定情况下正是事物继续向前推进所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这样的后退，就没有更大的前进。工作后没有休息，就不能更进一步工作;党团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继之以整顿，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革命和战争经过一次进攻战役之后不退入休整阶段，就不可能举行更有力的新的进攻。人的理性认识，对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感性经验来说，有一种脱离具体生动性而走向抽象性的后退倾向，但只有经过理性认识，人们才能深入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才能使认识进一步来指导实践。错误对于正确的认识是一种明显的倒退，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常常不可免地要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如果人们善于总结经验，能够由错误中取得教训，就能更深刻地把握正确的认识。批评和斗争对于团结来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但只有经过这个曲折，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团结。在革命和战争中间，是否能够认识前进运动和后退运动的这种辩证联系，对于领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对这一点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说：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 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 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1906年、中国在1927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首先是前进发展的观点，但只知道向前的运动而看不见某些为前进所需要的后退，还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把后退运动作为一定条件下不可少的从属因素而包摄在自己内部的前进发展观点。辩证法发展观不把后退运动单纯地看做前进运动的消极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哲学笔记》,第244页)。深入地观察后退运动和前进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就不会在后退运动中只看见消极的意义，而且也可以发现一定的积极意义。
后退运动对于前进运动来说，是某些东西的丧失。但如果把事物运动中的各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就可以知道，任何后退运动中所丧失的只能是发展过程中某些必须丧失的部分，而不是它的一切积极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仍然被保留下来。革命转入农村，丧失了某些城市据点，但保住了革命力量的最坚强的部分; 军队以退却方式诱敌深入，要打破某些老百姓的坛坛罐罐，但保持着待机反攻的有生力量;整顿组织，在数量上要丧失一部分成员，但却集中了精干的成员;调整工农业生产，要缩小计划上的某些数字指标，但保证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保证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资本主义的没落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不会随着它的制度而归于消灭。事物的后退运动，通常都是以已往发展的积极成果为基础的某一方面的后退，仅就这个方面来说是丧失了一些东西，但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的积极成果则不会根本上有所丧失。当发展过程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逆流、曲折、停顿等等)的时候，发展过程的总体已形成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因此，宇宙间不会有整个过程的一切方面的倒退，不会有绝对的倒退。这也就是说，事物的倒退、逆流、曲折、停顿等，在总的向上发展过程中，只会引起部分环节上的某些丧失，绝不会招致发展本身根本的丧失。在发展过程的某些倒退或逆流中应该看到可能丧失东西，但片面地只看到这些可能丧失的东西，而看不见总的过程中已形成起来的较高的基础，这并不是辩证法观点，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如果把事物的发展过程作更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就还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后退趋向的时候，也不是一切都走向逆转，而没有任何东西在前进了。对立的统一规律不但表现为对立方面的相互转化，首先还表现为对立方面互为条件地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向对立方面转化，正是共存在统一体中的对立方面互相斗争的结果。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关系也是如此。向前的运动中就包含着某些向后的运动的因素，因此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转化为后退运动。在后退运动过程中，同时有着新的前进运动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向前发展，使它能够终于再转化为更高一级的前进运动。资本主义在上升的时期，自始就有着使它自己走向没落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这两者的集中表现，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终于使它转向没落的阶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没落的过程中，大工业继续向前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一天天成熟起来，最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终于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获得胜利。在革命势力开始前进的时候，由于组织成分的复杂，敌对阶级的影响，对斗争缺乏经验以及其他主客观的原因，就潜伏着使革命运动犯错误和遭受挫折的因素，因此，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逆流的出现，或大或小的挫折和失败，由进攻向防御、退却的转化，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犯错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革命势力就得到了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在组织上变得更纯洁更坚强，数量上可能减少了，质量上却更加强了。这些因素的生长，或迟或早地会使革命运动转入新的更有力的前进和高涨。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看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但前进运动占主要地位的过程中，事物是在向上发展，就是在后退运动表现为主要形式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往往在本质上、总体上仍然是在前进中。波浪下降的时候，和它上涌的时候一样地多少有所推进，螺旋回折的时候，和它前进的时候一样地有所升高。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出现对原始公有制来说是一种后退，但人类的历史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一些事物的后退、向下、没落、衰亡的运动中，同时看到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些事物的前进、上升、兴起、生长的运动。在革命犯错误和受挫 折的过程中，看到革命人民的经验的增长;在数量缩小的过程中，看到质量的提高;在休息和睡眠过程中，看到工作精力的恢复和生长。现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包括修正主义者)不断捣乱和走向灭亡的时代，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时代，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时代。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同时在一个时代中进行，并遵循着两条正相反对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了这些规律，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又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1376页)资产阶级思想家常用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来恐吓人民：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了，那就是世界的末日，人类的毁灭!马克思主义者鄙弃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一类牧师式的谎言。事实上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过程中，革命人民一步步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百倍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必须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辩证法：在实践向前推进的时候，注意到与此相联系的必要的后退，注意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的原理，防止“左”的片面性和冒险主义，这样就可以避免一旦必须走曲折道路的时候陷于被动，避免被迫走上不必要的更大的弯路;在实践中遇到困难，要求走暂时的曲折、后退的道路时，要看到已获得的各种重要成就，努力巩固并发展这些成就以及其他积极的因素，反对右的消极退却思想，这样来逐步准备条件，以便时机成熟时能够及时地把工作推向新的更大的跃进阶段。
来源：子任读书 |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