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里，陈列着一张重要的历史照片——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的合影。这次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中央全会，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毛泽东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强调国共合作中要防止右倾危险，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片面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对国民党的迁就倾向，否认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在抗战中的领导权。这一右倾错误主张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委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客观地汇报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与党内分歧。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肯定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报告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提出回国并得到批准，其工作由任弼时接任。8月初，王稼祥返回延安，并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为统一全党思想、纠正错误倾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部条件与政治权威，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张闻天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或发言。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报告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针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针对王明在长江局期间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地讲到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并指出：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
他建议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地讲到了学习的重要，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及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会议持续了一个半月。11月5日、6日，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是统一，又独立”。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召开的，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毛泽东后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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