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九)
写到这里似乎该作一个小结，因为接下来就要访问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和政权建设了。在前几篇中我把现代性的定义为，时间的、空间的、学习的、向下的、实践的，用这些标准来衡量革命史上的人和事。通过这一阶段对史料档案的重新耙梳思考，我对现代性又有了新的理解。
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对现代性的认识并无定论，从黑格尔到康德，从本雅明到哈贝马斯，从福科到韦伯，一直反复辩难。只是到了中国的主流学界那里，现代性叙述就简单变成了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对应框架，近年来这在二级学科中表现尤甚。在此基础上展开他们对制度文化的论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逻辑是，经济不如人是因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为文化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是因为人种不如人。特别笑掉大牙的是，福山把人类至善的终结点想象为资本主义，中国学界的某些人立刻照本宣科趋之若鹜。
故而我想做的工作是，通过讲述历史事实中的人和事，挖掘革命本身的现代性，展现革命的闪光点。换句话说，我是想借西方学术的框架和方法，来检验革命史，来说明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含量一点都不缺。现在看来，这样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一步。
一个几十人的小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仅仅28年的时间就成长为历史巨人，领导四亿五千万人民站立起来，结束百年屈辱，赢得列强敬畏。这一切难道仅仅凭一些闪光点就支撑了革命的合理性、夺取政权的必然性吗?
在早期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经历中，有过幼稚和迂腐，有过彷徨和盲动，有过肤浅和动摇，有过逃离和消沉，甚至有人还当了叛徒当了汉奸来对付自己曾经的同志，但丝毫没有影响整个党的成长壮大，没有影响革命事业跨过一道道沟坎，直至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固然可以把革命胜利理解为共产主义思想理念的胜利，理解为中国人民接受了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可以理解为国民党政府民心尽失，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暗合了世界历史潮流，是价值理性战胜了工具理性。但从具体过程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经历过痛苦的蝉蜕过程，其间充满了思想认识上的反复。
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核心理念就是“工具理性”，它的逻辑起点和制度设计，都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对待的。导致整个世界的理性化和工具化，特别是人的工具化进程。在宏观层面，是以官僚制度为载体的权力监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私有制和金钱运作是主要的媒介物。在微观层面更是这样，直接把人作为权力和金钱驱使的工具来看待，它的管理才会有绩效。这些理念恰恰与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统治术不谋而合，是标准的古代性。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就是“工具理性”。英国议会曾经把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奉为典范，道理也在于此。国民党走的也是这样一条精英统治路线，所以它的败亡无可避免。而革命要革掉的，恰恰正是这些以人为工具的各种微观的管理规则和宏观的政治法律文化。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等量劳动交换”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哥达纲领批判》)，并不是反对等量交换的市场规则。而是他在文中指出的，首先是不接受人作为按照劳动量来衡量的工具，人是能动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劳动是人的劳动而非工具的劳动。
湖南农民运动让毛泽东看到旧世界不受民众拥护，民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颠覆能量，可以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基本动力。三湾改编则让毛泽东找到了如何依靠民众的自觉和认同，来提升组织化程度和管理绩效水平。因此可以说湖南农民运动和三湾改编，是中国革命走入底层依靠底层的转折性认识。
1929年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多次革命起义并且建立了根据地，革命形势和力量的发展快于干部的成长，很多干部不能适应这个形势，既缺乏文化和管理经验，又在思想上受到统治阶级旧文化的影响，唯一能参照的就是苏联经验，这正是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
所以古田会议是将这种清晰的阶级路线转变为管理党内军内思想分歧的基本规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便是这一原则的准确表达。“红军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这是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而提升自觉意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些正是革命的实践活动带来的崭新现代性。此后又经历了多次失败，经历了长征，之后才得以整风。革命现代性只有克服这些局限和思想障碍，共产党才能成熟起来。毛泽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巨大的失败就不足以警醒多数干部，也不可能赢得巨大的胜利。
中国是个贫弱的农业国，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革命不依靠他们就不能获得现代性优势。谁的思想理念路线方针更具有现代性更符合实际，谁就能引领潮流，吸引愈来愈多的加入者，谁就能最终胜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思想斗争如此，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斗争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的众多领袖人物中，胸怀远大、思想先进、抱负宏伟、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分子比比皆是，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绝非偶然。在他身上，凝聚了几千年中国农民被压迫被愚弄的痛苦和反抗智慧，一旦与马列主义相结合，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代表了历史进步最本质最前瞻的要求。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