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令广大农民政治经济双翻身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
“梭，梭，梭，梭死一切贪官污吏!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便是早期的幼稚口号。
赖毅回忆说，当时批评我们“烧杀太少，行动太右”还有一个理论，认为把小资产阶级也变成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成功了。可是敌人没房子住了，我们回来住在哪里呢?
根据地是革命的摇篮，早年的共产党人就是在那里逐渐觉醒、成长。当过教师的毛泽东那时要经常给战士们答疑解惑：现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是资产阶级领导不了，才必须由我们无产阶级来领导。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打倒封建制度，就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要改变土地所有制，其中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但这些道理很多战士还不理解，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资产阶级的任务要我们无产阶级来卖命。
偏偏这支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军队也要吃饭穿衣，还要医病疗伤。按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计算，每人每月需大米45斤，5000名红军一个月便需大米200000多万斤。部队官兵虽然不发饷，只以当时人员数目计算，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一件棉衣按15尺布、1.5斤棉花计算五千名红军需棉布75000尺，棉花7500斤。保障军队的给养，于是成为根据地开展经济斗争的一项紧迫任务。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的思想。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发展根据地。反过来没有土地革命，便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发展经济，也不能有效地支持武装斗争。
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
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多数，约60%。
莲花县彭家坊雇农刘根连因为欠大土豪金保吾的租债无法还清，被迫卖掉妻子，逃离在外。
这些豪绅在经济上是剥削者，在政治上是统治者，他们控制的政权、族权和神权，手握生杀大权，与全国其他地区没有两样。所以对土豪劣绅若不用雷霆万钧之势去摧毁，不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农民便抬不起头来。这一步不做，农民得不到好处，不但分田会落空，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失。打土豪分浮财是发动群众的必要措施，也是分配土地的必要准备。好在经过大革命的洗礼，边界几个县的党组织都有一定的基础，革命军的到来使党组织迅速活跃起来。
1927年十一月上旬，有军队党和永新、宁冈、莲花、遂川等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召开，毛泽东要求党的负责人要抓紧恢复党组织和成立工农兵政府。把大革命失败后被敌人破坏的地方工作，恢复起来，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并要求在旧历年前迅速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城后。立即兵分三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同年2月，毛泽东带领一部分工农革命军，深入到永新秋溪乡一带调查研究，并亲自创建秋溪乡党支部。3月，毛泽东路到桂东沙田一带，打土豪发动群众，进行分田试点工作，当时的急迫可见一斑。
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批判了右倾悲观思潮，强调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迫切性。边界党的“一大”以后，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分田高潮在边界各地迅速掀起。
负责分田的机构是县区乡土地委员会，由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工农兵政府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是由各级土地委员会先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因为边界实行分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创举，由于没有经验，当时边界各地分田的方法颇不一致。大体上是分以下几步进行的：
三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原则上谁种哪几块地就分哪几块。比平均数多了就交政府，分给缺地的人;少了按规定补足，好田与差田适当搭配。
四是宣布分田结果。分田方案提出后，先开干部会研究，再开群众大会通过，然后张榜公布各户分田数。
五是插牌。在田头上插竹牌、木牌，也有插红旗的。1928年在边界分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毛泽东来到井冈山桐木岭哨口下的白泥湖乡调查，当得知贫雇农老表多次跑到乡政府催要分田牌，而乡政府邱秘书为了写分田牌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毛泽东欣然拿起毛笔，为老表写了半天分田牌。
六是造册。那时没有土地证，只能造一份分田底册，工农兵政府保存以备查考之用。
七是开大会庆祝分田胜利。1928年6月23日，红军取得了龙源口战斗的胜利，为了实现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的决策，乘胜扩大土地革命的成果，于26日在永新禾川中学礼堂召开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继续扩大分田成果。仅五、六、七3个月时间，宁冈全县、永新南乡大部分地区都分了田，土地回家达到高潮，群众欢欣鼓舞。
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也出现一些缺点和不够完善的地方。1929年4月在《兴国土地法》中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说明对土地革命，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和完善的过程。但是《井冈山土地法》在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为后来的各时期的土地改革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它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的“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的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等政策，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和《井冈山土地法》完全一致，是一脉相承的。
经过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抬起了头，当家做了主人经济上也翻了身。人人争着当兵，参军成了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每到部队去打仗。根据地人民便自动组织起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跟随部队上前线。部队打仗回来，群众就像迎接亲人一样忙着扫屋子铺床铺，烧好茶做好饭。等部队一到村里，就把这些东西送过来，洗衣队的妇女们抢着把战士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浆洗。
为了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1928年分完田，仅宁冈县乔林乡的群众就分三批，共九百余人上井冈山，参加修建哨口工事的劳动。他们一起挖战壕筑石墙建立隐蔽部。老人和孩子则日夜赶削竹钉。他们把削好的竹钉用锅炒干，再泡到尿里，既坚硬又带毒性。五大哨口下面的小路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这种竹钉。这就是井冈山有名的竹钉阵，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土地革命的胜利使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迅速释放出来。分田前贫雇农租种地主的田，收获的50%交给地主，分田后收获归自己，令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发挥。各家都愿意深耕细作改良土壤，养猪积肥兴修水塘水渠。有缺乏耕牛和农具的，千方百计互相租借，或以人工换牛工进行调剂，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1928年秋天，井冈山根据地普遍获得了大丰收，宁冈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27年增产20%。茶油生产更是达到了十几年所没有过的丰收。永新、莲花、遂川等地也出现了空前的好收成。部队几千人所需要的粮食，在一段时间里基本上由宁冈征收的土地税中获得解决。
一年后毛泽东还在感慨：“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