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了谁？革命依靠谁？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六)
曹征路
进入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对国际形势认为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适逢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即，认为国民党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成为全世界的阶级决战战场，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对国内则认为是又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切实际地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要在上海发动工人总罢工。
1930年4月，在寻乌期间沉心于社会调查的毛泽东接到由福建省委转递来的中央指示信。信中提出朱毛红军要去攻夺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暴动。李立三要毛泽东前去上海当面接受中央的指示，转变思想观念，要求“毛泽东同志必须来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商量后，决定不理会。
第二件事是6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了汀州，督促朱毛实现中央的战略部署。
“中央认为，赣南闽西苏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与狭隘的游击战略。这与中央的进攻战略是大为相悖的。红军的主要任务是进攻中心城市，红军队伍要无条件地扩大，在8月之前扩充到50万军力。四军的同志务必打掉右倾观念，明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面对如此头脑发热，毛泽东与朱德商量后，决定采取软磨硬拖的办法，从来不喝酒的毛泽东也端起酒杯应付涂振农。实在被催逼不过，就发布一个“向南昌推进”的命令，“争取江西首胜”。后来果然也到南昌城北的牛行车站转了一圈。远在上海的李立三迟迟没有等到红一军团占领南昌的捷报，心中自然是窝火的。
直到10月，为了配合红三军，二打长沙失败，回师赣南打下了吉安，宣布成立了省一级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这个矛盾才算缓解。不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李立三已经被撤销了职务。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期间与赣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思想矛盾也在发展，思想斗争逐渐演变而导致了“富田事变”。
古田会议以后，江西、福建，广东之敌对闽西地区发动“三省会剿”，围攻红四军。为了将敌引出闽西，打破“会剿”，发展闽西苏区，扩大赣西南根据地，红四军离开闽西，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
此前，由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干扰，对土地分配政策已经争论了半年，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状态。争论的一方是外来干部，以刘士奇、曾山为代表;另一方是本地干部，以李文林、曾炳春为代表。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按劳动力分配”还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实质是要不要分配，偏向富农还是偏向贫农。
这也是毛泽东的底线，所以他非常着急，“一要分，二要快”。
那么为什么本地干部不赞成平均分配呢？这要从赣西南地区党组织的构成谈起。
大革命时期，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受党的命令到农村传播革命思想，宁冈的龙超清、刘辉宵、永新的欧阳洛、刘真、王怀、贺敏学、东固的赖经邦、刘经化、李文林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到故乡展开工作，这些同志为党在赣西南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掌握了农会并储备了干部力量。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曾提到寻乌县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大学生共产党员，其中两人在寻乌暴动中当场牺牲，一人后来成为红军五十团参谋长，被俘后被敌人活活用刀割死。
而在延福地区(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参加革命的多半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也有很多土地，最初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自己，成为日后黄公略红六军第二纵队的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中是否应该平均分配土地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一些干部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面前踌躇不决。他们认为革命草创阶段利用过家族关系闹革命，有的还闹得家破人亡，一转脸还要分人家的土地，在感情上过不去。一个时期内当地居然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同志地主”，在一个党支部内也常有同志间相互催租的现象发生。
所以“二七会议”上毛泽东断然决定，“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报江西省委批准”。这次会议对赣西南地方工作有积极推动的转折意义，促进了赣西南军事斗争的发展，但同时也为党内思想斗争带来了阴影，日后的“富田事变”多多少少也与此有关。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