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七)
曹征路
其时中央已经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批判，只是下层还不清楚，部队中出现了盲目乐观轻敌的情绪，要求继续攻打南昌、九江。
10月17日，总前委开了一夜的会，讨论过不过赣江，会上周以粟以上级身份拍了桌子，毛泽东只好屈从，命令部队向南昌“推进”。
正在焦虑中，敌情逆转，江西行营调集了10万大军压过来，这就是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他主张“夹江而阵”，意思是让红军在赣江与湘江之间与敌人决战，别在苏区打。
如此忽右忽左究竟为什么？
大战在即，为谨慎起见，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只能控制在毛、朱、周等人小范围掌握。
联系到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后，李文林的表现就更加奇怪。
他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说是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但“二全会”却不指名地批判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同时撤销了被毛泽东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
再说肃反。
到了1930年11月底，大多数受审者熬不过酷刑，乱咬乱供，乱供乱信，AB团越打越多，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退却，进抵根据地腹地宁都黄陂、小布一线。
于是，总前委将肃反权力下放给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由他担任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各军委则采取不干预态度，当时“抓人，各团做主;杀人，师党委做主。”
可是，杀戒一开风气已变，任何人都刹不住车。
1930年12月3日，总前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紧跟着李韶九带一个连，于12月7日包围了江西省行委，逮捕了李白芳、段良弼、谢汉昌、金万邦、周冕、马铭等8人。到次日，被李韶九抓捕关在富田的“AB团”分子达120余人，枪决反抗者多人。
下午，刘敌、谢汉昌率部冲到富田，武装包围了省行委驻地，又收缴了警卫连的枪，释放了全部被捕近百名“AB团”人犯。
当晚，在富田召开紧急会议，主张“公开反毛”，“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诸同志”，推举172团团长萧大鹏出任红二十军军长。
13日上午，“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士兵群众大会，控诉了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同时却呼喊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并错误地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将信分别送给朱德和彭德怀，企图制造朱毛彭分裂。
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永阳省行委，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
12月18日，朱、彭、黄联名发出公开信，严正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遭到党内批判，被挤出苏区中央局。
这样肃反进一步扩大化，李文林再一次被捕，并于1932年5月被枪决。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受排斥，毛泽东离开军队。
以上就是“富田事变”的大致过程。
与赣西南根据地同时进行肃反的，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各根据地在这次肃反扩大化错误中被杀害被伤害的干部达到数万，教训十分沉痛。这也是后来在处理党内矛盾时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政策的由来。
在“富田事变”中公开分裂红军的谢汉昌、刘敌等人建国后作平反处理。
李韶九1932年1月被苏区中央局给予留党查看6个月处分，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死于赣南游击时期，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怎样看李文林这个人？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这是个重要的思想分野，现代性自然蕴涵其中。
在毛泽东看来，土地革命理所当然要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然后才能调动广大农民支持根据地赤色政权，才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才能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谁都不能阻拦，谁阻拦谁就会成为革命的敌人。
这样一来东固根据地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块非红非白的区域，当国民党力量大时他是“秘密割据”，目标不明显，日子很好过。当共产党力量大时他是共产党的领导，只要不触动固有利益格局怎么做都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右也可以右得离谱，左也可以左得出奇。
戴向青的两篇文章，《略论“ 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富田事变”考》据说是走访了当地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以后写成的，在党史研究领域引起很大反响。但其从受害者的悲情角度来看待历史过程，而且把“AB团只存在了三个月”作为逻辑起点，很难解释土地革命对于历史进步的巨大惯性作用。
说穿了还是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少数人的偶然行为创造的。没有看到人民群众要求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也是那个时代共产党存在的根本理由(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时代氛围和集体意识)，任何人离开这个宗旨，不管有多少悲情，也只能是革命潮流中的一点涟漪。
所以戴文受到质疑批评也是必然。
一个叫高华的人就是这种思路，他写道：
“除了自己所委派的刘士奇、曾山等人不被地方实力派所尊重这一点可以构成毛泽东与李文林越来越严重的个人恩怨外，毛泽东爱将宛希先和曾经接济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袁王二人的被错杀，让毛泽东越来越认定李文林、王怀等地方实力派构成着革命的破坏力量。对这二次相对于自己嫡系的错杀，毛泽东肯定怀恨在心。他把李文林等视为专事对红军进行暗杀、准备发动暴动的AB团并存了剿灭之心也就顺理成章。”
1931年毛主席与中央苏区的中央区同志合影。
另外关于李文林等人被错杀，郭化若在回忆中说：
“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 团，于是把他放了。”
类似史实谭震林在回忆中也谈到：
“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
‘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
1933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