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山大学庆祝百年校庆，我也进入“90后”的高龄了。我这一辈子，从17岁起，就在中大学习、工作和生活。康乐园翠绿的草坪、苍劲的榕树，见证了我在这里从学到教的人生。
我出生在广州市西关，祖父从商，在广州有一些房产。曾外祖父梁普照曾是赴美留学的幼童。外祖父梁启英是詹天佑的学生，任粤汉铁路建筑工程师，抗战期间，他曾领导抢修被日机炸毁铁路和机场的工作。舅父梁赞勋青年时期参加革命，是新中国的航空工程专家。祖父一直要我以舅父为榜样，按理我应多少有些理工科的遗传基因，但是，我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现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便直接影响我走上学习文科的道路。
抗战期间，我家的房产被日机炸毁，有的亲友被日军杀害，我们到澳门避难，生路无着，流离失所。不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父亲染上霍乱，缺医少药，两天即告病逝。早在我的幼年时代，心中就埋下了爱国爱家、渴望祖国强大的思想种子。
父亲去世后，遗下了几个书架的线装书，包括全套《十三经注疏》、《杜诗镜铨》和一些诗集词集，以及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籍。《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成语考》之类，上小学时，祖父便要我背诵，还要我熟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豪雄瑰丽的文字，让我对古代文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深深镌刻在我的脑子里，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就读，这所中学以培养文科学生著称。1949年广州解放，我写了一篇名为《重逢》的小说，写亲戚的女儿抗战期间与家人失散，后在人民政府协助下一家团聚的故事。我向广州日报投稿，被采用刊登。这一来，我的学文学当作家的兴趣大增，更重要的是，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有了全新的认识。
1952年，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阅读专业书籍，也乱翻读书架上的理科杂志。那时，罗克汀教授给我们讲授唯物辩证法，让我深知中文系学生既要具有形象思维，也要具有逻辑思维。中大中文系的课程安排既注意专业教育，也注意通识教育，到了大四，还必修逻辑学和教育学，要到中学里进行3个月的教学实习。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学者。在中大，我经历过风风雨雨，和学生一道下乡下厂，学农学工。和工农大众接触，对了解国情民情很有帮助，也由此更加渴望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
老实说，我在康乐园里当教师，夙夜匪懈，很平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老一辈老师的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师德、师风，知道要努力完成作为人民教师的职责。
记得大一时，詹安泰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我也经常到他府上请教。詹老师是著名的词学专家，知道我喜欢唐宋词，便经常拿出他自己的作品，逐字逐句告诉我他是如何遣词命意，实际上是手把手教我学习有关词的创作方法。有一次，他和我讨论韦庄的《菩萨蛮》，我大胆地提出和他不同的想法。詹老师想了想，欣然认可，并且赞许我“初生之犊不畏虎”，能独立思考。詹老师的胸襟和做法，让我深受教育。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时，要求学生对待学术问题要敢于“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要敢于和老师有不同的意见。这实在是从詹老师对我的培养中受到的启发。
詹老师是潮汕人，他常请我喝“工夫茶”。起初，我仰脖一饮而尽。他笑对我说，饮“工夫茶”，应细细品啜。斟茶时，要把开水从高往下注入，又要均匀地向几个小杯点滴余沥。他告诉我：做学问也应如此，应仔细斟酌，又要高屋建瓴，要点滴不漏地搜集资料。这形象的教导，让我终生难忘。
在詹老师的影响下，我立志研究诗词。在大三时，我不知高低地把《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的论文投给《文学遗产》，竟然被录用刊载。按照我的兴趣，应该对诗词研究作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一次胡闹的行为，竟让我转变了学习的方向。在第三学年，著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戏剧史”。他授课精彩绝伦，但姿态特别，总是半弯着腰，大摆着手，在讲台上擦一擦鼻下的胡子，才开始讲课。有一天，董老师迟到了。我顽皮成性，灵机一动，跑到课室门口张望，见走廊上没有人影，便回转身来，学着董老师走路的姿态，走上教坛。同学们大笑，我正在得意，回头一望，才发现董老师站在课室门口。我尴尬得很，赶紧溜回座位，也知道犯了错误，忐忑难安。下课后，董老师叫我留下来，我更加紧张，心中暗说“我死也！”谁知他对我说：“我看你模仿力很好，不如跟我学习戏曲史吧！”我赶紧点头，既尴尬，又感动。想不到老师胸怀如此广阔，他不仅原谅青年的调皮，还从中看到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可塑性，因材施教。从此，他给我开列许多研究戏曲的书目，辅导我研究有关《桃花扇》的毕业论文。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研工作。董老师让我到广州的剧团实习，要求我参加编导工作，要把舞台表演和文学剧本结合起来学习，才能对古代戏曲有所理解。
后来，董老师离开中大，转由王季思教授指导我的学习。王老师也是研究戏曲的专家。那时，他承担组织编写《中国古代戏曲选》教材的任务。王老师知道我好动，说我屁股尖，坐不住，便刻意选取版本较多、校注繁难的剧目给我承担，意在磨练我的耐性，要我认真学会爬梳文献。前后三年，我完成了任务，初步掌握古籍整理的知识，也真磨平了我的屁股，让我养成“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习惯。
凡此种种，让我在求学和担任教师阶段，便从老师身上，懂得怎样当好学生、怎样当好人民教师。
王老师逝世后，由我主持中大戏曲团队的学习和工作。我们继承和发扬王老师提倡的团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敢于啃硬骨头，突破重围。2009年，我和康保成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全书约90万字。2010年，我作为首席专家，和黄仕忠教授一起，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戏曲》，全书约计5000万字，在2017年批准结项。其中《全明杂剧》部分约600万字，准备出版。这些“传帮带”的项目，都是师生团结友爱、互相支持的成果。
同时，我还感悟到，做学问不必拘泥一格，要敢于打通思路，提出新的见解。我还出版了约有50万字的《周易辨原》。朋友们说我是“破门而出”。其实，我只是把研究传统文化的门，开大了一些而已。同时，作为岭南人，我还写了一些有关岭南文化的书，这也和我想要打通专业的研究并行不悖。
在中大任教期间，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学时期，理科成绩不佳，影响了逻辑思维的能力，便着意多向理科老师求教。像和同辈的数学系林伟、吴兹潜教授，常常讨论数学对“美”的理解；还和生物系的江静波老教授，成为忘年之交。特别是和物理学家李华钟教授，过从甚密。记得有一次，向李教授请教物理学中有关“场”的问题，经过一夜的讨论，让我在文学研究中理解“意境”的涵义，豁然开朗。后来的《诗词创作发凡》一书，我用了长达5万字的篇幅，讨论诗词“意境”的问题，这正是受到了物理学中引力波和“场”理论的启发。
作为高校教师，首要的任务，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发现中学考试过于频繁、学生疲于奔命，一旦考上大学，普遍会放松学习，这势必影响以后的进步。以中文系的学生而论，毕业后，多数会到报刊或各种机构任职，这都离不开文字工作。因此，必须过好写作关。在我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从1986年开始，规定大一的学生在一年内缴交100篇作文，每篇字数在1000字以上，必须是记叙文和议论文，还规定每一位教师负责指导两三名学生的写作。起初，学生们叫苦连天，其后发觉受益匪浅，这段写作经历成为校友们美好深情的回忆。“中大中文系学生能写”，也成了许多用人单位的共识。
其实，“一百篇”的意义，不仅是写作训练，更能提高学生思想修养。学生们写完家庭和中学师友等熟悉的题材以后，势必会观察和关心社会的问题。这一来，指导老师便可从中了解学生对现实的情感和思想状态。这是老师教书育人、做好思想工作，让师生之间更加团结友爱的有效方法。
我在中山大学从事教育工作长达近70年，出版过《黄天骥文集》十五卷，退休以后，也还能坚持科研工作，2023年出版了《唐诗三百年》，《宋词三百年》亦将面世。我只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以期帮助后一辈热心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学者走向更高的阶梯。
中山大学“中文堂”落成之际，我写了一副对联：“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由衷期望学术之花盛开在岭南和祖国的大地上。
黄天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