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两种环境中，一种是自然环境，一种是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之状况，人所共知，地球人都尝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苦果。那么，我们的文化生态如何？文化生态健康吗？似乎少有人提出疑问。实际上，自然生态不过是文化生态的物理显现而已，二者互为表里。文化生态，就是人们精神呼吸的空气，通过耳濡目染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影响人的行为。

   以前没有“原生态”这个词，我们提起中国传统文化，提起国学，基本上都要回溯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去，因而解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则要回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历史背景中去，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说什么。因此，我们不妨把先秦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原生态”文化。

   在先秦时期——即从黄帝、尧、舜到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特别推崇道路和规律，不讲什么道德规范之类的空洞教条《周易》、《尚书》、《诗经》里的“德”字，均是规律的意思，至老子、庄子，更是把道路和规律讲得非常透彻，因此，那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只有道路和规律的概念。周文王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和规律，而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道路，而不同的道路就有不同的规律，关键看我们自己的道路怎样走。至老子、庄子，更是反复论述道路和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人的道路和规律必须遵循和参照天地(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如果不遵循，或是违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那么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孔子则从人的观念谈起，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树立起自己的根本观念，“本立而道生”，观念树立后，道路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有了明确的观念，确定了自己的道路后，人的这一生就轻松多了，就能寻求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因此，《论语》讨论的是，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人际关系问题。

   《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他认为一个人立起来，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修身，明白规律、端正心态。只有修正好自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修正好自身，说什么都是白搭的，干什么都是失败的。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他认为一个人立起来，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一定要保持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上。

   《孟子》则更有意思，孟子认为人的最终目标是幸福快乐，人生的意义也是追求幸福快乐，寻求幸福和快乐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幸福和快乐不会主动来到。所以就总结出，寻求幸福和快乐首先要搞好人际关系，要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关键是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要有智慧，要实事求是，诚信，取得信任。只要遵循“仁义礼智信”的原则，你也就能获得幸福和快乐了。所以《孟子》一书就是专门探讨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来寻求幸福和快乐的。

   老子，老子的弟子文子，庄子、列子、关尹子这几个所谓的“道家”人物，其实探讨的也是道路和规律的问题。

   因此，大概总结一下，在先秦时期的原生态文化中，人们都是在追寻人生的道路和规律，都在探讨着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

   由于战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七国争雄，秦国统一天下而紧接着覆灭，到汉武帝、董仲舒歪曲利用儒学，历经三百多年战乱，人们只要求求得生存，而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再也不感兴趣了，剩下的就是“生存”问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人们的首要目的是求得生存，可是人们在求得生存后由于年龄日增的缘故，就忘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汉武帝确立儒学地位后，人们重新开始了对儒学的继承和研究，但是，由于帝王专制统治的原因，历朝历代的人们都缺乏自由的思想，尽管在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涌现出不少对汉儒学的怀疑论者，如刘向、刘歆父子、扬雄、桓谭、班固、王充、张衡、马融、郑玄、陆德明、孔颖达、刘知几、孙复、刘敞、王安石、王柏、金履祥、黄宗羲、毛奇龄、戴震、焦循等人，指出了盲目尊信汉儒经说的积弊，使人认清程朱理学的“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宗教神学的改装，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这其中义与利的问题、人性的善恶问题、理欲的关系问题，都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有争论的问题。

   战国至汉初这三百多年的战乱，也导致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混乱，道路成了玄乎其玄的“道”，“德”字不再是规律而变成了“道德”，“义”字被人们一直含糊其词，成为了“利”的对立面。“三十而立”的树立观念成了成家立业，“无后为大”的无后人继承思想成为了继承家业、财产。一本《周易》本是周文王历史的记录，变成了可供占卜的卜卦之书，整部《论语》被支离破碎成了“语录体”。

   又由于战国时期及汉朝的文人学士忙于继承儒家的“礼”，编纂了不少《礼记》、《仪礼》之类的书籍，使原本在先秦时期原生态文化中统括社会行为规范的“礼”变成了礼节仪式的条条框框，最后在清朝被批为“吃人的礼教”。

   战乱、独裁统治、树立权威、官学考试等造成了先秦时期原生态文化的破坏，形成了文化断层，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因此，可以说，从战国末期开始，人们便丧失了对人生道路的追求，对大自然及人生规律的探索，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