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讲课(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五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
有些问题的发展，昨天已经讲了，比过去讲过的更明确了，更具 体了。但是讲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里边最主要的东西，毛主 席发展了什么?我看最主要的东西是贯彻了一条关于认识的总规 律，就是把认识和实践的内部关系、辩证关系作了一个全面的概 括。这个总规律就是《实践论》的最后一节所讲的那些问题。《实践论》就是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论》这篇文章的总结论，也就是这一小节，可以念一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面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297页) 辩证唯物论全部认识论就是这几句话来概括。
所以，我们学习《实践论》只要把这几句话学透了，了解透了，而且结合实际能加以掌握，在实际中能掌握这里所讲的原理，就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段是值得反复地加以研究、反复思考，并且结合实际来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以前没有这样全面而又简单明了地概括过。能动的革命的反映，就是它的内容，就是这几句话的概括。这是毛主席在哲学上很大很大的贡献。这样概括以后，就便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在前面所解释的许许多多，都是包括在这里边。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关系、这个规律，列宁也曾经探讨过，但 是，他谈的很简单。就是在他的《哲学笔记》里边说：“从生动的 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82页)所谓直观，就是感性认识，能动地直接观察就是直观，直接观察就是感性认识。由生动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再到实践，这就是辩证法的认识论的规律。列宁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就讲过这句话。列宁在别的著作中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恩格斯也讲过这样的话："真理要靠实践来检查。”马克思也讲过：“真理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都讲得很简单。只是毛主席全面地展开了，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要通过实践来发现真理。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实践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然后又通过实践去证实和检查真理。那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毛主席讲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又在实践中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真理里面包括检查真理。真理性的认识中肯定有正确的，也可能有错误的，这是认识真理的一个辩证过程。用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实践到真理的认识过程，这是一个否定，真理再到实践是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循环， 一个波浪。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螺旋式的。认识真理也是这样一个螺旋、一个螺旋;或者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实践到真理，再由真理到实践。
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可以阅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精选好文——编者注]一文里的话来说：就是由物质变精神，再由精神变物质。这和实践变认识，认识再变实践，都是一样的，名词不同，它的方面不同，都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或者是一个螺旋、一个螺旋地前进。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向对立面转化两次，就成为一个波浪，成为一个螺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每天有学习、有休息。白天工作，晚上就睡觉。明天再起来工作、学习，晚上再睡觉，都是一个波浪、 一个波浪地前进。人的认识就是经过这种螺旋式的前进过程，或者是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步一步地发展，两次否定，或者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的话，就是两次飞跃，都是一个意思。两次否定，或者是两次飞跃构成了认识发展的一个步骤。每一个完整的步骤都是经过两次否定，两个飞跃。从实践到认识，这是认识的一半，认识还要在实践中经过检查，然后才算完整的一步。就像人走路，什么叫一步?两条腿左腿走一次，右腿走一次，这就是一步，只有一只脚走了，只算半步。我国的度量衡叫做五尺为步，为什么不叫两尺为步?而叫五尺为步?我们生活习惯上很自然叫五尺为步。一只脚走了，再一只脚否定，两次飞跃才能成为一步。
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或者是由物质到精神，再到物质，两次飞跃算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这种步骤是没有止境的。不断反复，不断循环往复，这是人的认识过程。为什么一定要两个步骤才算一步呢?这很容易理解，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这个认识到底确实不确实?很难判断。从实践里边开始得到一点认识，这个认识有了，但是这个认识究竟正确不正确?或者有几分正确的，有几分错误，单单靠自己本来的认识不能做结论。一定要再拿到实践里去检查，然后才能够分辨出来你所得的认识，是不是正确，或有多少正确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再到实践中去检查，才算走了一个完整的步子。如果有了一点认识，不经过检查，自以为是绝对正确了，不再拿去检查，会有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会使得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就走向主观主义，马上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要坚持唯物主义，一定要不断地用实践检查自己的认识，实践是比认识更高的，实践比理论更高，因为在实践中可以检查理论的普遍性，理论能不能使用，有没有普遍性，可以作检查，同时又能检查理论有没有现实性。有一句话大家觉得很难懂，就是实践比理论高，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现实性的品格。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了理论认识以后，你一定要拿到实践当中去检查才能够体会这个认识有没有普遍性?有没有现实性?理论的现实性，普遍性，只能在实践当中才能体会到，就是这种意思。
在实践中检验认识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有两点。
第一点，在实践中可以肯定认识中的正确东西。认识正确了，在实践当中必然得到一定的结果，那就首先可以肯定认识中正确的东西。其次实践可以帮助改正认识中错误的东西。检查错误，改正错误。肯定正确，改正错误。这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确实实现。
第二点，通过实践可以发展新的认识。因为认识到了实践中去检查的结果，发现实践里边是有新的东西我们原来没有认识到，就可以丰富原来的认识，发展原来的认识。这里毛主席讲到的通过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包括两方面，证实正确的和证实错误的。另外一方面是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当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我们读《毛泽东选集》就是要用这样的眼光来读，把整个毛选当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样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要在“毛选”里去找什么永久不变的现成公式，不要希望从“毛选”里边找一些绝对不变的东西，不要以为一拿到手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学习“毛选”是学习它不断前进的认识方法。当然，毛泽东思想里面有普遍性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革命的最基本的原理。但只讲基本的东西是不够的，要真正能够认识现实或者解决实际问题，那就要不断地在实践过程里边补充和发展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拿阶级关系来说，我看“毛选”以及我们党史的中心问题是阶级斗争，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始终抓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认识这个核心。阶级斗争问题是辩证法的核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所以，对中国的阶级问题，毛主席的整个著作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发展，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毛主席在1926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这个分析从哪里来的?从1921年党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思想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经过四、五年阶级斗争的实践，这四、五年间，我们读党史，毛主席领导了湖南农民的斗争，领导过工人的斗争，领导过矿工的斗争，在农村里边也组织过农民的斗争，后来又代表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接触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经过接触小资产阶级阶层，这是有了五、六年的实践，在实践当中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打过交道，都有过斗争，有过联合，积四五年的经验，然后才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就是从这几年的实践当中得到认识上的总结。几年以前，他是零零碎碎地接触，一个时候接触工人，一个时候接触农民，一个时候接触资产阶级。到1926年把所有的经验概括起来，总结起来，把各阶级的特点都概括起来。所以，这个分析都是有生动的材料、典型的材料来概括的。比如说讲到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抓住了戴季陶。戴季陶当时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后来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他叫两个口号，“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接触的很多，戴季陶是代表人物，他的代表性还可以代表资产阶级的特点。把民族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其他各阶级都有特点。小资产阶级分为几个阶层，农民是可靠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主力军，这些都作了分析。这是第一次由实践到认识。
然后，北伐开始了，农民运动高涨，毛主席又去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里边进行调查，检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检查的结果，得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 在这个系统的认识里，如果拿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比，就可以知道有很多新的东西。基本东西没有变，但是有了新的东西。特别是对农民的看法，这是肯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正确的东西，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比如肯定了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这点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打破了原来的认识，认为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就批判了革命中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把农民运动说成是“痞子运动”的观点，肯定了农民运动是好得很，批判了“糟得很”的谬论。在实践当中肯定了正确的东西，抛弃了错误的东西，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东西。农民办了十四件大事，这是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前没有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新事情。批判了错误的，同时也就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分析的正确。资产阶级是动摇的，群众起来它就害怕。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这样的反复。这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实践是1925年以前，1926年得到一个认识，然后再拿到实践里边，农民运动里边去做检查，得到了正确的认识，错误受到了批判，又得到了新东西，又发展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问题也是一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篇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这几篇文章的阶级分析基本上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样的，基本分析是在新的实践里边照样得到证实，但是这个时候也批判了某些错误的东西。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跟反动派没有矛盾。在《井岗山的斗争》里边讲到工商业者也是受排挤的，指出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虽然动摇，但还是受排挤的。进一步证实了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情况比较困难，到农民比较觉悟的地方，同时要有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要能在不是大城市、又不是太偏僻的地方，两省交界的地方找到这种地区，又找到经过大革命的那种农民的地方，像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经过大革命，农民有觉悟，到这些地区去，无产阶级搞革命也能够站得住脚。要坚持革命，只有依靠农民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反动派的力量很大，但是你可以找到地方立足，主要的根源就是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凡是有这种农民的地方，再有适当的地理条件，就能领导农民斗争，就可以站得住脚。又一次证明了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批判了当时有点悲观情绪的那种思想，怀疑红旗能不能存在下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发现了新的认识，新的认识就是在农村里边能使革命站得住脚，在农村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好的办法，是一个新的办法。这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向来认为革命要从大城市里边搞起来，现在发现依靠农民在农村里可以先把革命搞起来。
到了革命的第三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就是1931年以后，民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过渡，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但是1931年有了《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向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了，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和后期是不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些新的实践。这时，在新的实践当中有各种意见，主要是毛主席跟一切错误路线，特别是跟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由1931年到1935年，这是一个实践的阶段，这是检查究竟是毛主席对，还是王明、博古对?经过四、五年的实践得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主要表现在毛主席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写的)，那是洛川会议的决议。概括了1921年到1935年的实践，这是在政治上的总结。军事上的总结是遵义会议，以后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什么叫作政治上的总结?政治上的总结就是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总结。在新的实践当中，再一次认识中国阶级。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经过五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对的，还是帝国主义是敌人，封建势力是敌人，买办势力是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农民是同盟军。但是，证实了正确的东西，同时又批判了错误的东西。这几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愿意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这种左倾路线的错误。所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这个错误作了批评，在结论上作了批评，并且用实践来证明资产阶级是两面性的，这里特别提到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一方面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三次围剿的时候主力是陈铭枢带头，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来，十九路军又带头抗战，说明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个证明和检验肯定了以前的正确的认识，批评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民族危机前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前，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应该放手和他联合。蔡廷锴将来打共产党，不可以和他握手，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们心里很不高兴，但我们必须和他一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又有了新的东西，肯定了正确的，批判了错误的，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最后是哲学方面，在哲学上写了《实践论》。
《实践论》本身就是自有共产党以来认识的反复的一个概括。十几年来，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逐步前进的，这样逐步前进，证明了反复的规律。因此毛主席就在《实践论》中， 把这个规律加以全面的说明。所以，这个著作就证实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它本身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不是现成的天书里造出来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概括的。中国革命中，我们党的认识经验基本上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反复的经验。把我们自己工作中所体验到的这种实践的经验加以概括，所以才写出这篇文章，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毛主席写出这篇文章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写过的，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不出来。不是说列宁不伟大，列宁没有这十几年的经验，他就不能写出来，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出《实践论》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实践经验不能写出这个东西来。以后进一步的革命发展过程也是证明这个认识的反复过程。
我现在只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实，全部“毛选”的文章都可以这样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也可以这样看。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认识的一个步骤并不等于认识的完成，某一种正确认识的完成，要经过好多步骤。看问题的大小，如果问题小一点，简单一点，走几步就可以认识完全;如果问题大，很复杂，完全是新的问题，就要反复走很多步。
也有这种情况，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完成了，但要使干部完成这个正确的认识，就要走更多的步子。主要领导人可以少走几步一般干部认识完成还要多走几步。比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毛主席在1926年就基本上认识清楚了，再加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问题也认识清楚了，就毛主席来说，正确认识完成了，问题是更丰富了，没有要纠正的错误问题，而是更丰富它的内容的问题。但就一般干部来讲，而且也不一定是一般的干部，陈独秀、王明、博古、罗章龙这些革命领导人来说，他们就没有完成。王明，博古根本没有实践的问题，陈独秀实际上也是脱离实践，脱离农民。但是，像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之所以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他们脱离了实践。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永远不能跟毛主席的思想一致。但是还有一般广大干部，特别是在实践当中这些人，要得到毛主席那样的完全认识，就要比毛主席迟一些，就要经过反复实践的过程。领导路线还是斗争，跟谁走呢?又要选择领导，究竟那一个领导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来说，还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体验才能了解。
所以，就全党来说，我们的干部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认识，最初是遵义会议完成的，大多数干部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完成的，但也不是彻底地完成，彻底地完成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整风，开了“七大”以后，全党干部才统一起来。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反复，要反复多少次因人而不同。马克思主义水平高的人他可以反复的次数少一些，马克思主义水平低的人他就要在重新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中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们的反复过程就要长一些，这就是说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早已经明确了，而全党还要经过好多年斗争，才能确立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够全党一致的跟着毛主席的指导走，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规律，还要扎根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把这个规律掌握好了，我们肯定可以缩短这个反复过程。学习认识论的重要性，就是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反复过程。现在我们学了认识论，了解了这个规律，我们能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的目的何在呢?就是使我们能自觉地注意到在任何时候不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脱离实践。我们脑子里有什么认识的时候，要很快拿到实践里去检查，而且虚心地听取实践的检查，在实践里感觉有不对的地方，就马上改正。实践中证明是对的，肯定下来，坚持下去，在实践中努力发现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会快一些，我们要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经过的反复就可能少一些，领袖和一般干部完成正确认识的实践的距离就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我们干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都掌握了，那可能我们领会领袖的思想要快得多。所有的人要立刻完全领会也不可能，但是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人多一些，领会的就会快一些。这就是认识总规律，重要性就在这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实践论》所提出来的认识总规律，也还不是最后的，不是到此为止就没有发展了。毛主席对自己的这个思想，后来还是继续有发展，特别显著的发展是抗日战争时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我们学《实践论》时需要读一下的，也不要全都读，就是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那几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思想，在写《实践论》的时候还没有，到了抗日战争的这个时候，又经过一些实践的经验，毛主席把这个认识规律加以发展，把认识规律发展成为领导方法的规律。领导艺术跟认识的方法分不开，正确的领导就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方法，正确的领路线必须跟正确的认识路线相结合，这篇文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这样。
领导者怎么样才能领导得好，领导好就要掌握这样的规律，首先他的领导思想必须是从实践中来的，而所谓实践就是群众的实 践。《实践论》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实践不能是一个人的实践，当然首先个人应该参加实践，领导者个人应该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首先自己应该有亲身的经验，但是不能仅仅限于个人的实践，因为个人终归是有限的，再伟大的个人的经验终归是有限的，你比起几千万群众来，再聪明的人也比不了那么多的经验。所以毛主席说：群众往往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领导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当学生，学习群众的各种经验，由实践到认识，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将群众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经验，变成领导的知识，由群众实践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认识。由群众到领导，这就叫作集中起来。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起来?把群众的经验现成地拿过来行不行呢?还不行，群众的经验需要集中，因为群众的经验是分散的，几千万群众集合起来，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就一个个群众的经验来说是片断的，而大量的群众的经验汇合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领导的艺术就是要集中群众的经验，把群众大量的经验加以综合，加以分析。群众经验也要一分为二，它有正确的，也有错误;有成功的，也 有失败的;群众的意见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所以，领导者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但也不是无条件地跟领导走，也不是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当学生，但又不能当尾巴。要学，但学了的东西要分析。好的经验要集中起来，错误的经验就抛弃。所以，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群众的大量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的，属于感性阶段，分散的，片面的，有些是表面的，抓不到本质的那就去掉。把群众的经验加以研究，研究这些经验不一定几千方群众的意见都去研究，抓住一些典型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粗糙的东西不要，非典型的不要，抓住几条典型的经验，典型的意见。群众说了一些什么典型的话，创造了一些什么典型的经验?发现了，抓住几个麻雀来解剖。然后再去伪存真。有些话是假的，用科学的态度把真实的材料掌握住，然后再根据这些确实了的材料，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联系就搞清楚了，联系无非就是联系彼此的矛盾，就是联系彼此的斗争，互相排斥，互相联合，由此及彼的彼此斗争的关系，彼此的联合关系，彼此相互的地位。各种问题弄清楚了，然后就作出总结。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某些农村的调查，也不是在所有地方，所有农村的调查，是选择领导干部，选择某些有经验的群众开调查会，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开调查会，抓住了一些干部，这就是接触下级，然后反映各种意见。反映出来的意见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
这些意见关系到农民对地主采取什么行动，贫农跟地主的关系，中农跟地主的关系又怎么样，富农跟地主的关系又怎么样?这样就集中起来，正确的东西就拿到群众中去坚持，坚持中又要检查，我们所要坚持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肯定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东西，然后找出新的东西。领导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领导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我们认识的方法。或者是正确的领导方法要以正确的认识方法为基础，领导的方法要符合认识规律。所以把认识方法发展成为领导方法，这是很突出的创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个群众路线，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但是，知道这个名词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掌握，现在我们人人赞成群众路线，但是不是人人能真正地走群众路线?那也不二定。如果对认识规律没有掌握，虽然口头上往往讲群众路线，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掌握群众路线。要真正能掌握群众路线，就能掌握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这样一个认识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就叫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是认识路线。群众路线一离开政治路线，就没有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成为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的很大贡献。是马、恩、列、斯没有过的。斯大林就不知道群众路线这个名词。
现在我们讲群众路线讲的很多，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讲这个名词，他们有时写文章运用这个名词时打个括弧，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形。现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认识水平上，比起毛主席的思想要落后得多。所以它出现修正主义也是难免的。当然，东方这些国家不同，他们也学习毛主席的认识论，也走群众路线。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我们解放后几年来，毛主席又发展成为逻辑的路线。有些人曾经问，好像毛主席不大讲辩证逻辑，其实毛主席讲辩证逻辑讲的非常好。主要就 是在《关于工作方法的六十条》中，这是一九五八年写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讲到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过程， 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写文章的过程，用文章来表达领导的思想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逻辑是怎么来的?逻辑也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实践里边观察许多材料，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把这些感性认识集中成为各种概念，对问题下判断先找群众谈问题，谈意见，谈情况，谈了以后，然后找出概念，说这种意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种意见是反映农民的意见，还有那种意见是反映贫下中农的意见，把那些意见概括成为一个概念，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意见，农民的意见，贫农的意见，就是概括起来的概念。有了这种概念就可以研究这个概念对不对?这个概念正确，那个概念错误，作出判断，又可以根据这些判断作推理，既然这概念是错误的，就应该反对，这就是推理。这个意见对，我们就要回到群众中坚持。所谓概念、判断、推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发展的，从实践当中发展出来的，把逻辑当作一种发展的东西，不是现成的。逻辑就是理论，就是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先要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是现成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辩证逻辑就是从发展中看理论，把它看成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怎么样形成这个逻辑?就是从群众里边形成的。形成了这条逻辑以后，我们就把逻辑写成文章，表达出来，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文字就要回到群众中去，写文字就是为了回到群众中去，所以表达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领导人怎样才能到群众中去，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把这些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怎样才能把文字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那要在表达的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考虑，不要一下子写出来就拿出去。
“毛选”中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有一条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也有这样的话，“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1 页)这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拿文件表达出来的。把领导的思想表达为文件拿到群众中去，征求下级意见的过程，先在内部征求意见，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写文件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怎么写?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那么，怎样把逻辑搞的很准确，很严格，真正鲜明、生动，那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写出的文件再拿到群众中去进行考验，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吸收新的东西。这样能使这个文件搞得更好，这个办法我们党现在普遍地用。两个十条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表，不发表当然还有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字问题。但有许多东西是文字问题，发下来以后征求意见。工作方法六十条，发展农业生产的什么四十条纲要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这就是涉及到内容是不是完全准确的问题?四十条纲要中有些指标是不是就那样定?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些条是不是就那样定?这些东西都还要考虑。
所以，《实践论》的思想本身也是不断地发展。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就有两个发展，一个发展是认识的总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领导规律，领导路线，就是一个发展。后来发展成为逻辑路线，由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逻辑路线，发展成为写文章的路线。怎么样写好文字?怎么样总结好工作?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到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又进一步发展成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一个正确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实践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鲜明的认识，应当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思维与存在是不是对立的统一?根据从《实践论》一直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肯定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是对立的统一呢?思维和存在就是对立面，物质和精神就是对立面。为什么是对立的呢?这是因为主观的精神很容易脱离客观的，脱离物质的，人的主观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本身是客观的反映。但你只要不注意，它就会自己活动起来，它会自己用主观的一些材料拼来拼去拼起一些东西，主观幻想就是脱离客观。人的主观意识经常存在着脱离客观，脱离实践的倾向，这就是它的对立性。这个倾向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思维究竟是思维，它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做梦的时候，就可以把许多材料拼起来，梦见一些荒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长着翅膀飞上天。人的主观有这么一些主观活动，做梦只是一种极端的例子。所谓主观主义就是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自己随便拼凑一些想法。
主观脱离客观是很容易的，稍微不注意就能脱离，主观总是落后于客观，总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反映了以后就满足了，只要一觉得满足了就脱离客观。做工作有了一点成绩，自己就以为很不错了，结果工作里面又出了毛病，稍微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就容易脱离客观，所以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思维要经常能正确反映客观需要条件。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叫作思维和存在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有条件，条件是：
首先，要能够参加实践。
第二，是还要能够跟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
要保证坚持这几个条件，才有可能使思维和存在经常得到统一。比较经常地得到统一，因为这个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认识也是近似地最大限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正确，无非是保证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客观情况。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己是绝对正确了，说自己任何一点错误都不会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且犯了错误能很快发现，很快改正。这样，能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证最大限度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情况，最大限度地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正确的反映是讲本质，讲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做到这一点，人类认识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多，这是《实践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问题。
我们的认识有两个飞跃，一个是由物质到精神，再一个是由精神 到物质。《桌子的哲学》的争论问题是不是说思想在物质之前，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王若水同志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肯定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因为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现在你说精神在先，物质在后。那不是唯心主义吗?所以，有的同志给他戴了唯心主义的帽子。大概王若水同志文章在文字上有些毛病。我对这些问题没有仔细研究，有些争论的文章也没有仔细看，现在要解答，恐怕不一定做出合适的解答，要表示一下个人的意见，我看，物质在先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过这个根本原则要注意怎么来理解。
物质在先的根本原则就是说，最初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所谓第一性，这两个字外国文翻译成中国文，应该翻译成“太初”两字，就是最初最初的东西，没有比它再太初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物质是第一性就带有最根本的性质，最先的东西，第一性是这样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排斥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这个循环过程中，在某一个环节上，精神在物质以前。因为认识是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飞跃是精神到物质。第一个飞跃很显然是物质在精神以前;第二个飞跃又很明显这是精神在先，这是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从辩证法关系来说，在螺旋式上升的后半节又是精神在前，所以说，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如果根本不讲精神在先，那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在唯物主义里面找不到理由。
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思想指导工作。思想对不对?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但是讲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强调认识发展过程里，后一个环节是精神在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决不要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最后的问题，决不要说精神是最初的，归根到底最初的还是物质在先，最初的实践还是物质在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最初环节还是物质在先，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太初的、最初的最初，没有比它更初的。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后来才有的，以前就只有物质。以前就没有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以前就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后来出现了高等动物才有物质到意识。这种情形在低等动物中，一般禽兽，还谈不上认识，只能说是简单的经反应，不是意识。
人的认识是包括能掌握规律，掌握事情的本质，对于事物的发展方向能多少看得远一些，事情没有出现以前就能预见一定的结果，没有这些就不能叫认识。比如：赫鲁晓夫的那种思想算不算认识?只是一种阴谋诡计，那不是什么认识。他的那个共产主义建设，是不是真正预见了共产主义的结果呢?没有的，那是一个诡辩，阴谋诡计的手段，那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使用的工具。真正的认识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本质。这种认识，掌握了规律，掌握了本质，这个认识就可以改造世界了。就可以成为改造世界的原因。原因就是在结果以前，人怎样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先要有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有了认识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就能正确的指导行动，有效地改造世界。在这种意义上说，意识在先。当然这个意识也可以指导错误的行动，但是结果碰钉子，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原因，它不能产生 它所需要的结果，它所希望的结果。
我们讲思想第一，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所以在指导革命行动的这个问题上，革命的理论第一。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思想要去指导行动，要把思想当作中心环节。物质还是第一性，精神还是第二性，决不能 说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因为第一性是讲最根本的东西。但是，讲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并不排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这个波浪式的第二环节上认识在先，思想在先。
这个意见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如果不对还可以批评。
第六条，主观和客观的分裂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很容易分裂和脱离。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子使它脱离，你一不注意它就从一条小路跑开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容易脱离。从基本上来讲，认识必须跟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才能不脱离。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归根结底是实践在先，物质在先。总是先有一点的实践而后才能得到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年以后才写出这样全面的文章。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精神总是比物质出现的在后一些。第一个循环，第一个飞跃，总是物质在先，实践在先。
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即使已经得到一定的认识以后，如果不继续跟着实践前进马上就会脱离了。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我们有了认识以后实践又前进了，总的来说，就是认识只要稍微一停顿，不去跟上实践，就会脱离实践，就会脱离客观。脱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主观总是比客观落后一些，认识总是比实践落后一些。稍微落后一点并不等于脱离，问题是认识如果停顿了，即使是稍微一停顿就会脱离。要希望认识和实践绝对一致，主观和客观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近似，多少存在一点不算是脱离。比如我们作一个决议，如果能够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就算是正确的决议，哪怕是有一点毛病。比如说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没有毛病，可以说有一点毛病，但不能说那个决议是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应该说那个决议在当时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我们的发展情况。所以，是正确的决议，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根本问题上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有一点缺点的决议、文章、言论不一定就是脱离。只要在当时条件下，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是讲实践前进了，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去，这样就是脱离。这是一种脱离。
还有一种脱离就是主观上任意空想，主观相对性发挥到很大的程度，任意胡想，那就完全是脱离。修正主义的言论纯粹是主观臆想。苏共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完全是主观幻想。究竟那个共产主义怎样建设，规律怎样，一点也摸不到。所以，那是一种完全脱离的、完全主观臆想的。
原来的认识是反映了客观情况，但实践前进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前进，于是就脱离了。我们现在不讲修正主义的那种纯粹脱离，只讲我们一般的容易脱离的现象。这个问题《实践论》里已经讲了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一种是经验主义的脱离。
教条主义的脱离，就是把原来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一些理论，原来是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拿来机械地用于新的实践斗争中去。新的斗争有许多新的东西，但教条主义者不注意，这样，就产生了教条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的脱离。将外国书本随便抄来想直接解决中国问题。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读毛主席著作，不是学习他的精神实质，不是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想从毛主席书里找出几条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这就必然产生教条主义的脱离。所以，有时候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我们今天不能适用了。这种想法就有教条主义脱离的倾向。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是这样来的：想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找出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今天的革命问题。谁要是存在这样的心理学“毛选”,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毛选”四卷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是民主革命实践的反映，而今天我们又有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毛选”四卷里没有直接讲到。当然，“毛选”第四卷后面几篇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有些原则是能直接解决今天的问题，但也还不够，也还比较简单。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搞?那里面就没有一篇文章写过。所以，要有这想法来学“毛选”，抱着这种希望来学“毛选”，就会感党到“毛选”对我们没有帮助。如果丰福生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毛选”, 那么“毛选”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搞的是大师傅工作，“毛选”没有一篇文章讲到如何当大师傅的，找不到现成的公式。但是，他掌握了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用到他的伙房工作中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脱离实践，脱离客观。想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公式直接解决问题，就一定要造成主观脱离客观的错误。这种脱离就是生硬地把书本词句，拿来想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解决不通了，就对马克思主义失望了，对毛主席著作也会失望。所以，我们要避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产生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问题。
另外，《实践论》里也批评了经验主义的脱离。经验主义的毛 病，就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旧的经验，不去吸收大量的群众的 新经验，不去学习群众的新经验，主要是依靠个人的直接经验来 解决一切问题。以前大家有一个很恰当的名词叫做“经验随便搬 家”。自己有那末一点经验，经验本身是好的，经验本身是从实践 中来的，就那末一点范围来说，它本身是和实践不脱离，和客观 是一致的，问题是一搬家，搬到新的实践里面、新的条件里面，它就脱离了。
这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就是这两种脱离。
在《实践论》里概括了这两种脱离：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践这两种主要毛病，两种主要现象。这两种脱离本来主观上是想搞好的，不想胡思乱想，也以为自己不是胡思乱想。这跟实用主义者的纯粹按照自己的临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阴谋的需要，来任意指导思想的情况不同。不论教条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它的教条或经验的来源，本来是正确的，因为来源正确，是好的，所以他自以为是能够搞好事情的，自以为能掌握正确思想的，主观上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这是教条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分析，不做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结果。
机械唯物主义在认识上就是经验主义，只强调由客观到主观，不强调主观反过来又拿到客观里去考验。因此，它原来是唯物主义的，原来认识是从客观里来的，但是，客观事物发展以后它就脱离了。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在实际行动中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干部的经验主义从本质上讲就带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的最初经验的发源是唯物主义，它的经验的发源是实践。经验的确是反映了客观一部分情况的，是所谓由物质到精神，有一点唯物主义性质，但是进一步运用经验时就脱离了物质，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就在工作里变成了唯心主义，这就是经验主义。所以，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后来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它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历史上的机械唯物主义都有这样的性质，都是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到解释社会问题就变成了唯心主义。
我们的经验主义的经验的来源是唯物主义的，但一到运用经验时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脱离客观，脱离实践。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有各种各样的路线，但主要的有两条大的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我们一般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有革命的要求，我们不会胡思乱想，任意昧着良心根据临时的需要任意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思想。我们在主观上不会这样做，那种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地还没有。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但是那种经验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因为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是承认经验要反映客观事物的，所以经验的来源还是唯物主义的。而实用主义的经验是另外一种经验，是主观主义的经验。他把经验解释成为人的主观需要，主观的利益，眼前的利益。把这些主观需要、主观利益和眼前利益，作为他的主要经验来源。所以，这种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我们讲的一般是《实践论》里面所批评的那种经验主义，是从客观来的经验，反映客观实践的经验，反映某些局部的斗争经验。那种经验是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
实用主义的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的需要，眼前的利益就是一切最根本的东西。一切从眼前利益出发，从个人利益，从临时利害需要出发，从阴谋诡计[晚年毛主席对他的同志们发出忠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编者注]的需要出发，来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毛主席批评的经验主义其实也是批评两种经验主义。《实践论》里批评的一般是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经验。还有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经验主义，我的需要就是一切，我的主观要求就是一切。赫鲁晓夫的这种经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经验主义。有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根本不能结合实际，根本不能结合革命实践的问题。但是，如果讲实践他也有实践。实用主义者的个人活动也是一种实践，但不是革命的实践。我们讲的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实践，是能够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实践，这种实践只能是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不是那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各种社会活动。资产阶级政客的阴谋诡计也是一种实践，但是那不是革命的实践，那是反革命的实践。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实用主义者，他们的认识不是脱离实际，而是根本不联系革命实际的问题。
我们所要防止的是脱离革命的实践问题。教条主义本来主观上想要革命，但实际上脱离了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主观上也是要革命的，但是结果也是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因为他们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一般的同志经常警惕这两种脱离就行了。
但是，修正主义的那种主观和客观分裂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危险也要注意。教条主义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如果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改变的话他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经验主义者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中有许多人就是教条主义。从前王明、博古那种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天书。现代修正主义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天书。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多列士，赫鲁晓夫每一句话他都要跟着重复。多列士原来是反对戴高乐的，最近当赫鲁晓夫派人到法国搞外交，多列士对戴高乐在某些问题上又表示支持，每一件事情都跟着赫鲁晓夫走。修正主义也有他的教条主义，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危害革命的，我们的教条主义也是危害革命的，但他原来主观上还不是反对革命的。他最初主观上肯定还是要革命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首先就是立场错了，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首先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就是要有革命的实践，参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站在革命阶级的方面，要把心摆在革命阶级的一方面，把自己的心贡献给贫苦的工人、农民。如果立场错了，就根本错了。
反对革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错误和正确的问题，那是敌我问题。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敌我问题，一种是是非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有是非问题，但是主要是敌我问题。单纯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我们内部的是非问题。所以，要防止错误，第一要紧的是避免立场站在敌人方面。立场基本上没有问题，就要解决是非问题，解决主观和客观脱离，理论和实践脱离。避免理论和革命实践脱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我们好像都以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阅读【强烈建议收藏本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思想精髓全在这里(万字长文)——编者注]里讲的，实际上他早就讲了。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讲到：“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其次，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 分清是正确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也很重要。要避免错误首先要分清敌我问题，首先要端正立场，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能划清敌我界限。当然，划清敌我界限，不仅仅是基本上有了革命的立场，参加革命的实践还要经常防止认识和革命实践脱离。这样，才能完全解决是非问题，才能避免错误，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六条就讲这些。
第七条，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想讲很多，也不希望大家研究得很多。因为这个问题研究多了，就容易钻到名词里面出不来了。这个问题只简单地说明一下就行了。
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两个概念是有自己的解释的。跟一切其它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不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过去的哲学家讲绝对真理就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永远不能发展，完成以后就再也不能增加一点。基督教的圣经是谁也不能批驳它一句的。中国孔子的书谁也不能说它有一句不对，永远是圣旨。从前的哲学讲绝对真理都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他一下子就能提出一个绝对真理，以后，人们永远不要动脑子了，只要跟着他走就行了。赫鲁晓夫大概也以为他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都不错，不能反驳。
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跟以前所谓的绝对真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绝对真理，是人类对周围客观事物认识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停止的过程，这就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这样才是绝对真理呢?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认识过程才能完全反映不断发展的世界。世界是永远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该是永远发展的。所以，只有永远发展。而且经常反映新的客观事物的这样的认识才算是绝对真理。人类有没有能力认识这个绝对真理呢?马克思主义者说，人类是有能力认识这个真理的。不过这种绝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靠一、两个人来认识，甚至不能靠几十、几百个人来认识，而是要靠人类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一代一代地增加认识。因为个人的认识或几十、几百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人都是要死的，他不能永远跟着事物发展，光靠个人的认识是做不到的。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有这种认识绝对真理的能力的。这就是绝对真理。
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有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就是在人类认识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方面的认识。在整个发展过程里的某一阶段认识都是相对真理。为什么叫相对真理呢?就是说个别人的认识或一个时代的认识，都是受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所以叫做相对真理。它不是无限地发展下去，不能把无限总是掌握在手里，它只能掌握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它只能认识无限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整个人类是能够认识完全绝对真理的，但个别人就不能认识，就做不到。完全的真理是要靠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断去认识。个别人只能认识整个绝对真理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个部分。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件事，而是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不过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方面。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统一的，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我们就认识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只能认识一部分。我们的认识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个人也只能认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既然有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认识只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我们也能够认识绝对真理，但我们认识的只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认识凡是正确的认识都可以说又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不过它不是完整的绝对真理，不是全部真理，是当时的相对真理，当时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相对真理，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阶段的相对真理，也是列宁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
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这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也是相对真理。毛主席著作是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代这个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因为它是一部分，所以它也带有相对性，只是反映了现代这个阶段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这样。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无非是要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要相信我们是能够认识绝对真理的，是能够掌握正确的认识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有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在当时是绝对真理，但是，又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我们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因此不要满足已经得到的认识，还要不断地前进。
归根到底，讲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无非是要我们注意要努力使我们的认识经常跟着实践前进，经常从群众中去学习，然后又总结群众的经验，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而且经常反复地这样做，永远也不要停止，永远也不要满足于现状。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任何时候都不要犯这种毛病，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毛病。否则，就是忘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忘记了人的认识要不断跟着实践不断前进，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就是这意思。这个问题清楚了，《实践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容易了解了。
第八条，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
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首先要改造客观世界，要参加革命的实践。那么，是实践第一、还是认识第一? 是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就根本来讲不能说精神第一。桌子在先还是桌子的概念在先?有时候桌子在先，有时候桌子的观念在先。归根到底是自然产生的桌子在先，没有人工加工的桌子在先。最原始人大家碰到一块石头、土堆，就围在一起，把东西放在上面，根本没有人造过桌子。这是自然的、没有人造的桌子在先。然后，前人对这种桌子的实践首先成为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再加以概括，就成为带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制造一个桌子。
所以，认识总是最后，实践在先。归根到底是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就是首先要改造世界。
我们参加革命多年了，最初还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的种种情况而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以后，除认识革命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革命以外。首先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世界就是改造主观世界，由不知到知。在改造世界时是不知的，后来经过实践变为知了，由不知到知、就是主观世界的改造。这时又有一个知得很少到知得比较多;知得不很正确到知得很正确的向题。这时还要解决是非问题;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所以，主观世界是这样改造的：在实践中首先是改造无知的主观世界变成有知的世界，然后进一步使知得很少变成知得很多的世界。知得很多中又有正确与不正确。 所以，我们人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这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学习，就是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的改造有没有止境呢?有没有尽头呢?是没有尽头的。因此，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就没有止境的，也没有尽头的。就一个人来说，除非我们不参加革命，要参加革命就要改造客观世界到底，一直到死才算完结。就一个人来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改造世界才算结束。同样，改造主观世界也是这个问题。个人的认识是相对的，所以，个人改造是可以有止境的，就是生命结束了就停止。除非我们不要作革命家，要革命，就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一点停止。因为我们没有第二个生命。但是，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等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停止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根本规律。当然，有人是反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这是反动派，他们是人类的少数，人类的主流，大多数是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造世界的看法。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是明确地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结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是一般地讲改造世界。《实践论》又把改造世界一分为二，分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要改造，主观世界也要改造。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也是有的，但是没有这样集中地概括起来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人类在生产中改造自己的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马克思是从生产、经济学角度讲的，但从哲学上作这样更高的概括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实践论》里面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我们整风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全党教育人民的指导思想。 这个思想现在还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比较充分地了解，不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了解。现在有些左派兄弟党也能了解，也注意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的问题，也能够接受我们的整风思想。
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实践论》里已经开始打下了基础。为什么这几年对整风名义不好?就是对整风有误解。这是对整风运动里作的一些不恰当的方面，作了片面的理解。这个运动里是有些搞得不恰当的地方的，有一些粗暴的东西，实际上是不符合整风原则的。但这种现象被一部分同志夸大了，在主观上片面化了，因此就觉得整风好像是不好。所以，听到整风两个字就紧张。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一分为二，所以才出现这种误会。整风运动的基本精神和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两回事，要一分为二。能够一分为二就能够避免这种误会。所以，应当根据《实践论》里所讲的精神重新对整风作一个正确的估计。
整风运动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正确地决定的一种思想教育方法。它是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一种非常正确的方法，一种科学的方法，符合于人的认识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这就是关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也是毛主席思想的重要一环。
关于《实践论》就讲这些。
三、《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
第一条，《矛盾论》如何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
《矛盾论》就是我们党成立以后十六年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一个方面的总结。两条认识路线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也可以说是两种相反的观点，两种对立的观点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认识路线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总的来说都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种认识论的斗争。把它分开来讲就是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其中也有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立场问题主要是成为犯路线错误的人的问题。一般的同志忠心耿耿要革命，但思想上有一点片面性，有一点脱离实际，有一点经验主义，那不算是立场问题。在政治上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陈独秀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王明、博古三次“左”倾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后来，到抗战初期又成了资产阶级的问题。分开来讲就是有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和方法问题。
《矛盾论》着重总结了方法上的问题，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两种方法路线问题。现在我们是用理论来说两种方法路线问题，就它的具体内容来说，就是要不要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要不要一分为二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问题。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毛主席从一开头就坚持一分为二这样一种认识路线、方法路线。另外一个方面是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反对一分为二。所谓反对一分为二，不一定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反对。例如，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写起文章来不一定否认两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和对立的名词，在他们文章里都有。他们是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的。重要的错误都是发生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根本错误。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这样的。修正主义一般地也不否认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他就要掩盖矛盾。所以，我们现在的斗争复杂就在这里。现在的斗争跟以前的斗争不同，以前形而上学在任何问题上都反对一分为二，但马克思主义是占了优势这方而。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是公开的、一般地来反对辩证法，而是说自己要坚持辩证法，辩证法的假面具还要坚持，问题是在关键问题上，比如陈独秀在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只看到资产阶级进步的方面，革命的方面，没看到资产阶级反动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分为二。“左”倾路线也是这样，在其它小问题上也不反对一分为二，而在关键问题上，比如在农民问题上，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反对一分为二。陈独秀强调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面，不分出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左”倾冒险主义只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不分出它革命的方面。关于农民问题也是这样。陈独秀只强调农民的落后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革命的方面。“左”倾管险主义者当时对农民阶级里的富农、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跟反动派之间的区别不是一分为二，富农也反对，富裕农民也反对。
现在我们坚持辩证法的路线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要善于在关键问题上是否是一分为二，做到这点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比如分析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不容易决定。修正主义要掩盖现代世界的主观矛盾——亚、非、拉的主要矛盾正在高涨。他在表面上也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实质上他用种种诡辩的方法来取消这个矛盾。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毛主席一直是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的。不只是在一般问题上注意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做到掌握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阶段，辨证法的掌握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分不开。实践和认识的每一个反复都要对矛盾做一次重新的分析，因此，对辩证法的问题有新的发展，新的内容。实践每前进一步就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就提出新的问题，就要作出新的总结。
《矛盾论》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讲内因和外因、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问题?为什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著作没有讲这些问题?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结合十六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从十六年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矛盾论》不过是把十六年来的革命实践一分为二地反复斗争经验作了总的分析。《矛盾论》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是在十六年实践中一步一步提出来的，最后才在这篇文章里作了综合，成为系统的文章。同志们自己串串历史自己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体上解决中国阶级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坚持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的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最突出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再一个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层的分析。还有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过去是封建势力，再加上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阶级的特点基本上解决以后，再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基本上是坚持这种分析方法的。
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就出现新问题。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问题：革命稍微得到一点胜利以后，我们革命在战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如三次“左”倾路线都有这个问题。毛主席辛辛苦苦地在井冈山打了两个胜仗，上海的“左”倾指挥者看到那种胜利以后就说可以进攻了，就号召全国大罢工，进攻大城市。因此，在同“左”倾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提出一分为二这个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只要在农村里打了两个胜仗，那么主要方面是在革命方面，因此，就采取进攻的手段。从李立三到王明、博古都是这样。王明、博古显然反对李立三，但他们比李立三的片面性更厉害，问题搞得更糟。所以这时候，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新的具体特点，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能一般地了解谁是敌人，而要了解敌人和我们谁占主要方面，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谁占主要方面。当时，在大城市里敌人是统治者，敌人明明是支配者，是主要方面，但“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在大城市搞进攻，不采取积蓄力量和防御的战略，不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配合，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配合的这种灵活战术，而一味搞公开斗争，搞公开反对斗争。在这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主 要方面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规定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这在《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
再进一步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即“九一八”敌人打进来了。这时候跟“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斗争就提出一个主要矛盾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主要矛盾的问题。还有，在党内斗争中有一个肃反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提出了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实践要求党提出这些新问题，这种新问题是以前别的国家在比较简单的革命斗争中提不出来的。由于我们中国有这样复杂的斗争情况，就提出这些新问题。所以，到了1937年毛主席写《矛盾论》时，就总结了正确与错误经过一个实践过程都得到了证明，然后再把实践变成认识，把物质变成精神，得出这个结论。因此，《矛盾论》就包含这几章。
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在跟“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要不要又联合又斗争，或者是只联合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联合的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然后经过几个实践和认识的反复，最后在1937年完成了这个认识。所以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正确认识的完成，但是，完成并不等于认识最后结束，后来是有发展的。《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是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成的一本著作。
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中间的东西还是要一分为二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分为二，不是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就是先分成两个极端，除两个极端之外还要注意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再一分为二，因为中间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就是左、右摇摆的。要看它怎样摇摆，要看斗争的情况，“左”派坚决，它就动摇到左边;如果“左”派不坚决，中间派就要动摇到右派方面去。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跟我们斗争的，他要争取中间力量。修正主义也是争取中间力量。我们的办法就是坚持我们的路线，表示坚定的态度，中间力量就会摇摆过来。
这次亚非筹备会议不是证明了吗?陈毅副总理坚持不要苏联进来，原来中间想动摇、想推到亚非外长会议去解决，那样的结果不就等于承认苏联可以进来吗?由于陈副总理坚持主张不让苏联进来，这样中间力量就过来了。中间力量是不坚定的，如果陈毅副总理也不坚决，如果会议始终是苏班德里约掌握，苏联修正主义就胜利了，中间力量就动摇到那里去了，实际上苏班德里约是中间派，他也抵抗不了修正主义的压力。
所以，一分为二就够了。
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如果把一分为二换成一分为三，又降低了一分为二，又把原来可以一分为二的东西变成了独立的东西，又把二合为一了。我们反对“合二为一”[1962年1月，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认为“合二为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即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随后在辩证法理论方面一场规模最大、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广的讨论。这就是当时发生在哲学领域，以杨献珍为代表的“合二为一”与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分为二”的争论。相关资料文献，可以文章后边扫二维码，加微领取。——编者注]，而坚持一分为二。因为中间派总是想把它调和起来，但是矛盾是不能调和的，而要暴露矛盾，揭露矛盾，经过斗争解决矛盾。一分为三实际上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所以，要坚持一分为二。我们要把一分为二坚持到底，这就是辩证法的方法。
来源：子任读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