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相关应用不断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当下，应该如何理解技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考古学领域往往将技术视为一种“手段”。然而，近几十年的研究让学界看到，技术并非如此简单。它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嵌入社会生活的实践，是由记忆、传统与群体经验共同塑造的一系列选择。技术不仅关乎效率，也关乎价值、文化与社会结构等。
不久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探讨技术、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多重关联，为技术如何塑造古代社会、又将如何塑造未来，提供了来自考古学的观察与思考。
作为适应手段的技术
当人类面对环境的变动尤其是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时，会有怎样的反应？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试图通过观察过去千万年间人类社会的灌溉系统、梯田工程、轮耕方式、治水设施及迁徙策略，来回答“技术”是如何帮助人类在不稳定的环境与气候中生存的。
来自美国缅因大学的学者丹尼尔·桑德韦斯等，利用秘鲁海岸线沿线的考古记录，对约5800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在东部太平洋的频率，以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自然灾害，古代秘鲁人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寻求应对策略。例如，在距今约4500至3600年间，秘鲁北部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旁，就出现了拦沙坝——它的功能是拦截厄尔尼诺带来的洪水引发的泥石流。对这个聚落地层的发掘与研究进一步证明，在更早的时期，那里的确受到了泥石流灾害的破坏。
长期以来，中亚的中世纪历史一直被描绘为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在传统观念中，草原与高地上的游牧文化通常没有城市。然而，近年来，由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机构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在中亚高海拔地区，存在过规模较大、具有防御工事的城市综合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图贡布拉克遗址，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设防土丘、大型城墙、密集建筑、道路、结构性梯田，以及多种工程设施，还发现遗址外圈存在更为广泛的外部防御系统，所围合的城市范围不少于120公顷。对遗址一处城墙的试掘证明，该区域的使用时间为6世纪中叶至11世纪末。
“技术与价值、知识与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韧性基础。”施劲松如是说。
作为生产工艺的技术
“为什么要对汉代铜镜进行研究？不仅因为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还缘于它们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当时的铜铸工艺、审美意趣、民俗信仰以及对外交流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介绍。在对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进行研究后，白云翔对汉代铜镜的材质、颜色、形状、结构、烧制温度、纹样等进行了详细梳理。
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娜塔莉亚·施史莉娜，对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与高加索地区的纺织技术进行了比较研究。她发现，在北高加索距今5500至5000年前的迈科普遗址中，当地人已经种植了亚麻，并掌握了麻的纺织技术，之后随着迈科普人的消失，麻布生产也随之消失；在南高加索地区，麻布生产持续到了4000年前，直到羊毛织物出现。而在四五千年前的欧亚草原地区，没有发现麻的遗存，但当地人利用野生韧皮纤维和编结技术，发展出了成熟的工艺体系。
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技术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李琴看来：“青铜器最初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出现，然后成为武器。在早期国家形成后，又成为祭祀仪式中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即礼器。青铜技术广泛传播和社会分工细化之后，青铜器具备了货币属性，也推动了地区之间贸易网络的形成。例如，古希腊就通过青铜器和古埃及、两河流域地区进行贸易，中国商周的青铜运输网络促进了南北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瓷业的发展，需要解决污水、废水的排放问题。明末清初，当地沿自然沟溪修建了一些不同规模的零散下水道和窨井。清代中期，零散的下水道被连接起来。清末至民国，形成了两条总长3.3公里的排水道，其中一条较大的，自莲花塘从北向南，至刘家下弄入长江，全长2.2公里。”王睿介绍。
透过论坛不难发现，技术从来就不是冰冷的工具或僵硬的步骤，而是一种文化的、认知的、伦理的实践。当我们面临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生态环境改变、人口结构变化等情况时，考古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前人应对变化的思路与借鉴。
（光明日报）
